《人生大事》：重塑有情的市民空间

　　作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俊蕾

　　2008年日本影片《入殓师》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将东方生命传统中的虔敬与禁忌表现得既细致入微，又真切感人。七年以后，中国新生代导演韩延的“生命三部曲”之一，《滚蛋吧，肿瘤君》也加入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与后来拍摄的《送你一朵小红花》联合构成了生命关注系列。在这些作品中，居于镜头中心位置的始终是那些身处困境乃至绝境的人，他们的故事中总是包含着爱莫能助的疾患苦痛和天人永隔的生离死别。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故事的讲述方式和影像风格始终能够做到不丧、不颓、不消极、不绝望，既不兜售惨状以博取同情，也不落入矫情的自欺或者强行提升意义进行情感上的虚饰。其中显然蕴含了一种特别值得深入分析的生命伦理态度，一方面重生乐生，酣畅淋漓地赞颂生命之美好，另一方面也不讳疾忌医，不惧怕更不逃避，仿佛有一种来自未知深处的混元生气，丰沛地灌注于整个故事当中。

　　《人生大事》的英文片名是“Lighting Up The Stars”，意思是“点亮繁星”。语义间所包含的浩瀚广宇如同人世间层出不穷的悲喜故事一般，倏然闪亮，可能久久地运行在星河之中，又在一瞬间完全隐没不见。电影艺术的人文属性和社会价值正在于关心每一场生命历程，关注发生在生死过程间的每一桩独特事件。在《人生大事》中，生生死死频繁地发生在这部取材于殡葬行业的现实主义温情作品中，故事的起点和价值观深深扎根于真实的市民空间，从而避免了大而无当的主题先行，把一谈生死就可能落入虚无的套路模式消融在斑斓炫彩的画面切换与听觉体验中。

　　影片的开场镜头与其说是视觉的，不如说是听觉的。从新一天的开始处拉开内景一角，老屋内杂物横陈，物品数量种类之多迅速淹没了观看者的视线，镜头空间里的壅塞程度也同时瓦解着进一步细加辨认的冲动。仿佛是宇宙的一角陡然倾覆在一个懵懂小女孩的命运罗盘上，因为伴随着大量无名堆砌物的画面同步声纹里，只有小女孩一个人的轻微呼吸声，呼气、吐气，万籁俱寂。她身旁的外婆在陪她渡过成百上千个夜晚以后，没有在黎明又一次到来时与她一同醒来。这一幕是外婆人生的最后时刻，也是小女孩命中注定必须离别外婆的开端。《人生大事》的故事叙述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精妙地建构起包涵丰富意蕴的时空关系：兼有老与少的生死轮回、昼与夜的起始交替、家庭和社会的难分难解，以及陌生的旁观者即将为虚构的人物唤醒情感与真实共情。

　　当镜头从居民楼的老式建筑中拉出、摇起，《人生大事》选择了情绪上更为踏实平和的现实主义态度。导演刘江江和监制韩延不约而同地远离了媚俗、煽情的苦情风格，不用时下流行的摆烂或者是卖惨来放大厄运遭逢后的人之困境。更进一步说，影片《人生大事》的影像价值在于为逆境中的人们提供了真诚的情感安慰和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前者在观影过程中构成共情感动的基础，偶然间相遇的人们在善良意愿中开始彼此互助，而非冷漠，甚或敌意互害；后者则体现出民间信仰重塑的重要意义，影片中的人物在物质条件有限且上升通道不明显的现实状况中，仍然表现出充分的互信和行为上的利他主义。主人公小文和莫三妹之间的人物关系变化谕示着基于市民空间的生活逻辑正在形成主动调试的自洽系统，将历史或时代中的困苦与艰难消融在人与人的赤诚共处之间。

　　影片中引人落泪的情节点有很多，设置相对密集，然而有一段纯粹的无动作台词表演最让人泪如雨下。小文站在街头向名义上的父亲背诵地址信息，表面上只是姓名地址手机号码的数据，其实意味着生命间的情感伦理关联获得了主动重组，其中的信任、托付，以及对于自我和他人的命运重塑带有坚韧的希望和情感上的饱满力量。这种力量让我们发现，影片视听呈现中的斑斓炫彩是对日常生活里每一场生死事件的瞩目与尊重，也是该片在项目创投期获得上海市文化基金大力支持的根本原因。（杨俊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