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现实生活的镜像透视

　　作者：兰州大学文艺评论中心执行主任、文学院副教授 周仲谋

　　由埃里克·格拉维尔执导的《全职》，是一部道尽西方底层打工者酸甜苦辣的影片。电影以法国巴黎大罢工为背景，讲述女主人公朱莉在低谷中苦苦挣扎、绝境逆转的故事。影片聚焦当代西方国家的社会现实，通过一个职业女性的日常生活，把底层劳动者的紧张繁忙、艰辛沉重真实地呈现出来，揭示出西方职场女性在事业、家庭、情感之间的困境，具有强烈的写实色彩，堪称欧洲“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当代延续。

　　电影《全职》海报

　　影片的女主人公朱莉是一个单亲妈妈，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她住在巴黎郊区，每天要乘地铁到市区上班，是一家五星级宾馆的保洁员。巴黎大罢工造成地铁停运、交通瘫痪，给她的出行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前夫的抚养费迟迟不到账，打电话也总是无人接听，保姆偏偏又在此时提出辞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朱莉瞒着宾馆领导参加更适合自己专业特长的公司招聘面试。然而，却因此被宾馆解聘。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她陷入人生至暗时刻之际，接到了新公司的录用通知，朱莉喜极而泣。

　　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称赞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有勇气断然打破观赏性的窠臼。”《全职》亦是如此，影片不像好莱坞电影那样制造一个个美丽的梦幻，去满足观众的潜在欲望和娱乐需求，而是直逼现实本身，通过对现实的真诚凝视，表达对底层人民生存境遇的关怀。

　　片中的女主人公朱莉，每天的生活都跟打仗一样，只要睁开眼睛，面临的都是无穷无尽的忙碌。但是，为了维持现有的生活，朱莉想尽各种办法，使出浑身解数。影片的主要情节围绕朱莉的日常生活展开，尽管大多内容都是一地鸡毛般的琐事，却足以令她焦头烂额、身心憔悴。

　　《全职》中有不少朱莉脸部的大特写镜头，以此放大她的焦虑。影片通过压迫性的视觉画面和极具紧张感的快节奏音乐，将主人公的精神状态施加给观众。生活的沉重无奈、琐琐碎碎被真实地展现出来，女主人公的压力一层层叠加起来，一直把她逼到临近崩溃的边缘。观众充分感受到朱莉的紧张、焦灼、无奈，在她还没有崩溃时，观众已经快要窒息了。

　　电影《全职》剧照

　　高强度的劳动，毫无质量的生活，最容易把人拖入深渊。影片不追求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张力，只呈现了日常生活对普通人的磨损与消耗，以及由此造成的身心俱疲。女主人公朱莉几乎以一己之力与整个外部世界加给她的挫折对抗，受阻的交通，漫长的通勤时间；同事不愿代班，新来的职员不肯帮忙打卡，还打小报告；孩子摔伤胳膊，保姆也一再要辞职；不负责任的前夫，拖延未到账的抚养费；冰冷的规则，不讲情面的上级；面试官难看的表情、咄咄逼人的话语……所有的一切构成了压垮骆驼的稻草。最让朱莉伤心和尴尬的是，当她向帮助自己的男人表示好感和爱慕时，却被对方拒绝。无论谋生还是谋爱，朱莉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失败。即便如此，她依旧没有绝望，仍然保持冷静克制，表现出坚韧不屈、顽强拼搏的品质。

　　朱莉的困境并非孤立的个人现象，而是当下西方社会不少职业女性的缩影，颇具代表性。影片中与朱莉一起在宾馆工作的女保洁员，几乎都是既要工作，又要兼顾家庭、孩子，在大罢工的环境中艰难度日、苦苦挣扎。由此可见，影片对朱莉生活的表现，是有普遍意义的。电影既符合巴黎及其郊区的城市生活特点，也具备时代特点。

　　《全职》有一定的女性主义色彩，也反映出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无论是同事还是保姆，都很在意个人利益。人与人在礼貌与客气中维持着一定的距离，很少有人愿意伸手去帮别人一把。这与中国助人为乐的道德品质和社会风气有很大不同，个人主义把西方人变成了一个个孤单的“原子”，折射出西方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漠。

　　作为全片唯一的光亮，影片结尾朱莉接到了新公司的录用电话。表面上看，朱莉似乎终于熬出了头，守得云开见月明，但实际上，朱莉的人生逆转仅仅是一个特例。在法国巴黎的大罢工中，更多人处于艰辛困苦之中，难以挣脱。电影宣扬的仍然是个人主义式的奋斗和成功，不能从根本解决法国大多数工薪阶层的生存之厄。而且，朱莉只是获得了一份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家和公司之间的通勤问题仍悬而未决，孩子的托管和照顾还没有着落。家庭与事业的难以兼顾，仍在撕扯着人到中年的职业女性。《全职》带给观众的，不是美满结局的情感抚慰，而是对西方社会问题的深沉思考。（周仲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