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嘉龙

　　最近翻看《鲁迅日记》，发现其中多次出现“招饮”“邀饮”“饮于”的字眼，也存在“颇醉”“大醉”“微醉”“醉卧”“多饮”等描述，看来鲁迅先生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一位嗜酒之人。但他却在通信和谈话中声称“其实我并不很饮酒，饮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现在也还是不喝的时候多，只要没有人劝喝”“我不多喝酒的……”鲁迅的所记与所讲，让人生出一种迷惑的矛盾印象来。

　　倘若仔细阅读了《鲁迅日记》《两地书》以及鲁迅关涉“酒”的其他诗文，我们对这“矛盾印象”可能会有所感悟：鲁迅之于酒，与他之于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文坛、当时的家庭一样，处在多重矛盾的包围中，正如他的诗所描绘的那样：“故乡黯黯锁玄云，遥夜迢迢隔上春。岁暮何堪再惆怅，且持卮酒食河豚。”

　　一

　　鲁迅喝酒，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具有“促饮”的条件。

　　鲁迅出生、成长于绍兴，绍兴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是著名的黄酒之乡。当我们追随古今大家的足迹，漫步在绍兴的石板路上，荡舟在曲水之中，会有浓浓的书香扑面而来，会有淡淡的酒香浸入鼻息。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写道：“我虽是京兆人,却生长在东南的海边，是出产酒的有名的地方。我的舅父和姑父家里时常做几缸自用的酒。”鲁迅和周作人的父亲也爱喝酒，周作人曾回忆：“我的父亲是很能喝酒的，我不知道他可以喝多少，只记得他每晚用花生米水果等下酒，且喝且谈天，至少要花费两点钟，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少了。”父亲爱喝酒自然会影响到鲁迅，早在1898年他就在《戛剑生杂记》中写道：“试烧酒法，以缸一只猛注酒于中，视其上面浮花，顷刻迸散净尽者为活酒，味佳，花浮水面不动者为死酒，味减。”估计十七八岁的鲁迅就已尝过酒的滋味了。1909年归国后，鲁迅与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范爱农相遇，自此有了喝酒的记录。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写道：“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

　　鲁迅有一个以文相交、以酒助兴的高层次朋友圈，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来形容他的交往最是恰当。他在日记里将各种人际交往记录得相当细致，从中可以见到一批闪烁着耀眼光芒的社会名流和文化巨匠。与陈独秀、李大钊、宋庆龄、瞿秋白、胡适的密切联系暂且不提，单在“饮”字后面频繁出现的名字就有陈望道、沈雁冰（茅盾）、冯雪峰、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巴金、沈尹默、郁达夫、马幼渔、朱自清、林语堂、柳亚子、许寿裳等。自古以来文人爱酒，与鲁迅多有“餐饮”之谊的郑振铎在《宴之趣》中写道：“别一个宴之趣，是我们近几年所常常领略到的，那就是集合了好几个无所不谈的朋友，全座没有一个生面孔，在随意地喝着酒，吃着菜，上天下地地谈着……‘再喝一杯，只要一杯，一杯。’‘不，不能喝了，实在的。’不会喝酒的人每每这样地被强迫着而喝了过量的酒。面部红红的，映在灯光之下，是向来所未有的壮美的丰采。”郁达夫既是鲁迅的文友也是鲁迅的酒友，他嗜酒且酒量极好，曾作对联自况：“大醉三千日，微醺又十年。”他还在《批评家与酒》中写道：“最初的一杯两杯，喝下去只能润一润喉，暖一暖胃，使你感觉到一点生气。直到一两斤落肚，满身血液里都融合着酒精的时候，那你周围的世界会完全换一个面目……喝、喝、喝，越醉越自在，越醉越放心，这才是世上的乐园，这才是梦里的游仙。”与这些朋友多有往来，鲁迅喝酒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年的官场也有喝酒的风气。如1912年7月董鸿祎被任命为教育部次长后，主动邀请教育部的同仁喝酒，其中就包括鲁迅。《鲁迅日记》中还有1913年5月11日“戴芦舲简招往夏司长寓，至则饮酒，直至下午，未已，因逃归”，1914年1月2日晚五时“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于劝业场小有天”，1914年12月31日晚“本部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于西珠市口金谷春”等鲁迅参加“公宴”的记录。

　　长期的独身生活特别是家事的困扰，使鲁迅的身体与精神一直处于双重漂泊的状态，孤独、苦闷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占据着突出的位置。1912年1月鲁迅只身前往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当年5月随教育部迁往北京，在北京过了八年多“食无定所”的生活——他和同事、友人几乎每天都在寻觅饭馆或食于某某“之室”或“出买馒头食之”，甚至先后在益昌号、海天春搭伙定点包餐。这样一群颇具文人气质的年轻人寻觅饭馆、搭伙聚餐，为他们饮酒创设了客观的环境。众所周知，鲁迅对与朱安的婚姻是不满意的，他说朱安“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鲁迅二十六岁时奉母命从日本回国与朱安完婚，完婚后的第二天便搬到另外的房间居住，并于几天后返回日本；即使后来在北京生活时同桌进餐，鲁迅与朱安也几乎没有什么对话（据鲁迅的邻居俞芳回忆）。1923年7月，周作人突然与鲁迅反目，这对鲁迅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的重大打击，以至于其后的《鲁迅日记》上出现“夜半雷雨，不寐饮酒”“夜失眠，尽酒一瓶”“夜食蟹饮酒，大醉”“夜饮酒醉”“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的记录。不难看出，这多是苦闷情绪中的自斟自饮。

　　鲁迅有敢爱敢恨的真性情，是表里如一的真君子。尽管鲁迅和周作人都是文坛大家，但鲁迅的文章多激昂，周作人的文章多哀凉；在饮酒上，周作人说自己“每逢酒宴我总是第一个醉与脸红的……喝酒的趣味在什么地方？这个我恐怕有点说不明白”，鲁迅说自己“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先是小喝，继而大喝”。看，这就是活生生的鲁迅！若鲁迅像周作人那样饮酒，他就不是鲁迅了——面对黑暗权势的“文化围剿”，他怒向刀丛“横眉冷对”，以笔为剑去冲锋、去搏斗，去拼杀；面对人民大众，面对同道的战友，面对友情亲情，他吟诵着“无情未必真豪杰”去呐喊、去拯救、去爱抚。他杯中的酒就像他手中的笔，一直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不掖，不藏，不装。鲁迅在《淡淡的血痕中》写道：“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也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

　　二

　　鲁迅有时是纵酒的，有时又是自律的。总的来说，鲁迅的饮酒受到“自控”“他控”等多方面的限制——

　　有父亲反面教材的警示。鲁迅的父亲有酒脾气，喝醉了会往窗外的石板上掷酒杯、掷碗筷。这种醉态对鲁迅产生不小的刺激，直到晚年他都记得。

　　有母亲的告诫。萧红回忆鲁迅晚年曾经在一次酒后说：“我不多喝酒的。小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类似的话，他对挚友许寿裳也多次说过。

　　有许广平的劝说。许广平与鲁迅1925年3月开始通信，5月她就在信中劝鲁迅“戒多饮酒”，其后的《两地书》里亦有劝诫之语。鲁迅也多有回应：“酒是自己不想喝……这里虽然仍不免有小刺激，然而不至于‘太’，所以无须喝了，况且我本来没有瘾”“我已不喝酒了，饭是每餐一大碗”。

　　有身体的不适。《鲁迅日记》从1912年5月始记，6月3日就记“夜腹痛”，8月12日记“数日前患咳，疑是气管病”，8月17日记“上午往池田医院就诊，云已校可，且戒勿饮酒”。那时，鲁迅才三十一岁。此后的二十几年里，鲁迅多有腹痛、胃痛、齿痛、头痛、肩痛、发热、泻痢、气管支、气喘、肋膜积水等，肺病几经复发。总的看，鲁迅青壮年时身体状况就不大好，对于酒，时饮时戒。鲁迅在《坟·题记》中说：“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

　　有一定的自律。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并不很喝酒，饮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鲁迅跟许广平说的是实在话，《鲁迅日记》中就有不少一整月或接连很多天都没有喝酒的记录。查阅1912年至1923年间元旦、除夕、端午、中秋鲁迅所记日记，只有1912年的端午、中秋，1917年的中秋，1920年的除夕和1922年的除夕有喝酒的记录。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17年1月22日的日记：“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说鲁迅是“瘾君子”，并不确切。

　　三

　　鲁迅喝酒的话题，在他生前就多次泛起波澜，在他身后也不曾止息。事实上，喝酒这种半隐私半公开的事情，本来就是人们茶余饭后最有兴致的谈资；作为一位长期置身于文化论战中的大作家，喜欢喝酒且有时醉酒的鲁迅，更是被多方“论敌”抓到了攻击他的把柄。1928年，有人在《戈壁》上发表了一幅《鲁迅醉酒图》并附说明：“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以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也有人在《文化批判》上说鲁迅“缩入绍兴酒瓮中，‘依旧讲趣味’”。还有人攻击他“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着窗外的人生”。百年后的今天，互联网上一直挂着“鲁迅进食必饮酒，逢酒必抽烟，只要喝上几口，就停不下来，直到喝得烂醉才罢”的帖子。

　　当然，也存在不同的说法。许寿裳在《鲁迅传》中说：“他不敢多喝酒，因为他的父亲曾有酒脾气，所以他自己很有节制，不敢豪饮。”作为鲁迅的挚友，许寿裳的说法具有权威性，但当阅读完《鲁迅日记》，就会发现他和鲁迅在一起喝酒的频率应该是最高的，仅《鲁迅日记》的开篇就有1912年7月14日“下午偕铭伯、季市饮于广和居，甚醉”、1912年8月1日“午后稻孙来，在季茀之室……晚饮于广和居，颇醉”、1912年8月28日“晚稻孙来，大饮于季市之室”等。（季市、季茀都是许寿裳的别名）。那许寿裳为什么还这样说？我想，这属于对挚友的溢美之词吧，况且，那时的鲁迅已是被覆盖了“民族魂”的旗帜了。

　　当我们全面地了解了鲁迅的一生，就会觉得拿鲁迅喝酒来说事，未免有些浅薄和庸俗。“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在他置身的苦痛生活里，在他行走的动荡时代中，在他站立的嘈杂文坛上，鲁迅始终是一个清醒而又寂寞的独行者，他一手执笔，刺向黑暗；一手把酒，寻找光明。我不敢想象，倘若没有酒、没有后来的许广平、没有后来的周海婴，鲁迅该怎样挣脱那无边的黑暗与孤独？（王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