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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满楼
在近日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上,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河南省安阳市殷墟考古与甲骨文研究的重要成果及最新进展。经过考古人员多年的努力,殷墟外围聚落考古持续“上新”,商朝文明的真实面相也逐渐浮出水面。
殷墟遗址墓葬出土的铜礼器组合。 国家文物局供图
龟甲里的新发现
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商朝是中国远古时期的重要王朝,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物支持,海外学界一直存在着质疑的声音。直到1899年,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因为患病,他从中药铺中偶然发现了一些存在人为刻画的龟甲。身为金石学家的王懿荣立刻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古人留下的文字,于是派人前往药铺大量收集并开始潜心研究。遗憾的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之乱中,王懿荣以身殉国,他所藏的刻辞龟甲大多流入刘鹗手中,后者从中精选了1058片编为六卷本《铁云藏龟》出版,这也是关于商朝甲骨文字的首部著作。
刻辞龟甲的出现引发了学者们对甲骨文和商朝文明的极大兴趣,但一些古董商也从中看到了商机。之后,他们用低价从农民手中大量收购这些珍贵的文物,然后高价转卖给相关文人学者。与此同时,这些人又刻意隐瞒甲骨的出产地,以防财源断绝。直到清朝末年,学者罗振玉经过多方探访,这才确定甲骨的出产地为河南安阳,小屯为殷墟的所在地。
民国初年,学者王国维对大量甲骨文字整理研究后认为,甲骨为殷王室遗物,所刻画的文字为当时的占卜卜辞。从这些文字中,王国维大体推断出商朝的帝王世系。不过,此时的甲骨文研究以传统的金石学为主,学者们虽然知道安阳和商朝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但限于各种条件而没有进行田野考古的打算。
直到192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对安阳小屯进行正式发掘,由此揭开了殷墟考古的序幕。经过近百年的发掘与收集,目前已发现商朝刻辞甲骨近15万片,单字数量超4000字,其内容涉及商朝文明的诸多方面。这些成果,不但是重建商朝信史的直接史料,也将中国信史的上限提前了一千余年。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人员在这次发布会上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小屯南地、花园庄东地等处的发掘成果,由此新获得的甲骨大多具有非凡的学术价值。目前,这近6000片刻辞甲骨已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藏,以供学者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殷墟考古九十年
殷墟是20世纪初金石学家们在寻找甲骨出土地的过程中发现的,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开始于1928年。大体而言,殷墟考古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8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当时由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发掘。在董作宾、李济、梁思永、郭宝钧等学者的主持下,这10年间总共发掘15次,发掘面积达46000平方米。这一阶段,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了大量晚商时期的遗物,包括24000余片甲骨以及数以万计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骨器及角牙蚌器等。
之后,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殷墟考古中断了十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50年恢复殷墟遗址群的考古工作,并在当年发掘了洹北王陵东区的一座大墓和20余座祭祀坑等。1958年后,除了继续对殷墟进行发掘和研究外,殷墟外围也开始纳入考古挖掘的范围。这一时期,共挖掘清理商朝晚期墓葬7千余座,同时还发掘了一批手工业作坊遗址,包括铸铜、制骨、制玉、陶窑作坊等。1996年后,为了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殷墟考古得到了极大的重视。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考古研究人员对殷墟的遗存状况有了系统的了解,在商朝文明的聚落形态、祭祀礼制等课题研究上也取得了全新的认识。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即甲骨卜辞中所称的“商邑”,它主要由殷墟王陵遗址、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构成。总体而言,殷墟布局严整,其以小屯村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为中心,沿洹河两岸呈环形分布。其中,宫殿宗庙遗址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也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王陵遗址位于洹河北岸侯家庄与武官村北高地,自1934年以来累计发现大墓13座,陪葬墓、祭祀坑与车马坑2000余处,并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等。王陵东边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是目前所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新发现的洹北商城遗址位于洹河北岸花园庄,其年代早于传统意义上的殷墟晚商文化而略晚于郑州早商文化,这一遗址的发现既延长了殷商的历史时间,也扩展了殷墟遗址的范围。
新世纪,新进展
殷墟遗址以安阳小屯村为中心,周围长宽各约6公里,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遗产地保护区核心面积414 公顷,缓冲区面积为720公顷。到目前为止,发掘面积仍不到总面积的5%。近二十年来,洹北商城的考古发掘是殷墟考古最大的成果,也是最主要的工作。经考证,位于殷墟王陵遗址旁的这处新城址是商朝中期都城,这一发现填补了商朝考古学框架的缺环,也填补了商朝中期都城史的空白。
据介绍,洹北商城遗址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陶家营商朝中期环壕聚落遗址,在这里发现了布局有序的陶器生产区、居址区和墓葬区;二是辛店铸铜遗址,共发现商朝晚期铸铜作坊7处、房址10余处、墓葬近百座,其中出土的“戈”字铭文铜器,显示该遗址很可能是由“戈”族所管理的青铜器铸造场所;三是邵家棚商朝晚期聚落遗址,共发现3组多进式院落及由一座“中”字型大墓、23座中小型墓葬和4座车马坑组成的墓地,其中刻有“册”字铭文的多件青铜器显示这里很可能是晚商时期史官“册”族的居住地。
洹北商城遗址大体为手工业作坊区,这些生产、生活遗迹和分布有序的墓地也揭示了商朝“居葬合一”的族邑布局模式,并生动展示了当时的手工业生产图景。这一考古发掘成果,既填补了商朝中期手工业考古的空白,对洹北商城都邑布局的研究也十分重要。
总体而言,殷墟发掘的大量都城建筑遗址和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系统展现了中国商朝中晚期的辉煌文明,确立了商朝文明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近百年来,殷墟考古是中国考古事业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发掘,也为商朝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的实证资料。作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殷墟考古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价都是不过分的。(金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