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狸　德

　　2021年是非洲文学的繁盛之年。在来自坦桑尼亚的英语作家古尔纳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后，南非作家达蒙·加尔古特随后凭借《承诺》一书获得当年的布克奖。颁奖词写道：“奖励《承诺》为一个衰落的家庭与充满麻烦的土地所做出的强有力书写。”同时，这部小说被评委们称赞是“一部杰作”、“21世纪小说繁荣的证明”。

　　达蒙•加尔古特出生于南非的比勒陀利亚，从开普敦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小说和戏剧创作。2003年和2010年，加尔古特分别凭借小说《好医生》（The Good Doctor）和《在一个陌生的房间》（In a Strange Room）两度入围布克奖。本次获奖的《承诺》延续了南非农场书写的文学传统，以种族冲突为话题，通过聚焦一小块土地和围绕其所有权展开的漫长争夺，对南非种族主义制度和种族主义遗产进行反思。今年11月，《承诺》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

　　《承诺》的故事围绕南非一个荷兰移民后代家庭——斯瓦特一家的四场葬礼进行。阿莫尔的母亲蕾切尔在去世之前，对家中的黑人女仆萨洛米许下承诺，要让丈夫将萨洛米和她的儿子卢卡斯居住的小木屋转移到他们名下，这也构成了全书的主要矛盾和故事的推动力。

　　妹妹阿莫尔是斯瓦特家族中唯一一位坚持要兑现这一承诺的角色，作者在采访中也称这是全书的“道德中心”。在几十年中，阿莫尔大多数时间在外乡发展，却从未缺席家族成员的葬礼。她总是在最后一刻赶回家乡，不断地向亲友们提起房屋所有权移交之事，但一直被其他家庭成员百般阻挠。

　　斯瓦特农场不只是家庭财产的移交，还代表着南非政府给黑人的承诺。另一位南非作家、诺奖得主库切曾指出，南非文学是一种“被束缚的文学”，其背后是一个“畸形的、发育不良的”社会。要理解加尔古特笔下承诺的份量，南非社会的种族问题无法绕开。

　　受到地缘与历史因素的双重影响，1948年至1994年的半个世纪中，南非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实行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1950年，南非政府颁布《人口登记法》，将人按照种族划分为白人、有色人种、本地人或黑人。即便当时黑人的人口数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但财富、权力、政治等全部被少数白人所垄断，非白人的行动自由也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一直生活在种族主义暴力的噩梦之下。也因此，20世纪80年代，在斯瓦特家族的母亲许下承诺的时刻，萨洛米作为有色人种，是没有权利拥有财产的。书中说“她一生都在为斯瓦特家族工作，穿梭在农场和他们居住的小屋之间，却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也是那个时代黑人劳工的真实写照。

　　加尔古特的创作明显受到伍尔夫、福克纳等作家的影响，又或许是因为在《承诺》的写作过程中，他曾搁笔一段时间去进行电影剧本创作，这让《承诺》一书有着极强的镜头感，读者的视角在不同人物之间自由流动，元叙事的模式也断断续续在书中出现。然而，女仆萨洛米作为书中的重要角色，却一直以隐身的姿态存在着，作者也从未过进入她的视角去描绘她心中所想，正如所有斯瓦特家族对她的态度一样。“妈死的时候，她就在床边陪着妈，不过大家似乎没看见她，明显是把她当作了隐形人。同样隐形的还有她的感受。大家只会吩咐她，把这里打扫干净，把床单洗了。她则一一照做，她打扫卫生，她清洗床单。”萨洛米在作者的叙述中隐身，其背后则是更多在现实中不被看见的黑人。

　　而到了1994年，经历了多年内乱之后，纳尔逊·曼德拉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党赢得选举，成为民主政府的总统。1997年，南非宪法永久生效，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南非也终于在名义上成为一个“彩虹之国”。《承诺》中父亲去世时是1995年，此时正是曼德拉在任期间。书中描写阿莫尔回到比勒陀利亚参加葬礼时，这座城市刚过完青年节，正在举行橄榄球世界杯赛的半决赛，充满了欢快气氛：“市中心从来没有像这样过，许多黑人正在随意四处游荡，仿佛他们属于这里。这座城市几乎像是个非洲城市了！”

　　历史发展到这一节点，人人都充满希望地认为南非“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民主国家”，萨洛米在法律上已不再受到黑人身份的限制，本该可以合法地继承这间屋子。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后种族隔离时代黑人的命运仍在延续。在书中，政策的颁布并未扭转斯瓦特一家“白人至上”的思维惯性。萨洛米的儿子卢卡斯和她一样没有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也因此找不到糊口的好工作；甚至安东还在考虑把工人赶出农场，因为“新的法律对佃户和擅自占地的人有利，你也拿不太准，不能让他们索要土地”。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后，南非政府仍然需要不断纠正过去种族主义遗留以及由于政策迅速转变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承诺》也是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政治失信的缩影。

　　直到小说进行到最后一章，阿莫尔的四位亲人相继离世，所有的阻碍力量都已消失，她才终于能够将地契交到萨洛米手上。但此时萨洛米已经71岁，苍苍老矣，联结着两个种族之间承诺的小木屋也早已残破不堪。在加尔古特的书中，“时间”是最重要的元素。作者试图展现承诺兑现过程中的重重矛盾，却又并未在另一边设立足够尖锐的力量来冲破这些束缚——阿莫尔即使想要帮助萨洛米，却也并未进行充分“斗争”，只有历史的进程和家庭成员的死亡作为推动力。从“种族隔离”走向“彩虹之国”，这些政策的修订、社会环境的进化放置在政治进程中或许足以称作“巨变”，但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仍然太过漫长。何况，时间的流驶在扫除阻碍的同时，也削弱了承诺本身的份量。正如卢卡斯对“白人女士”阿莫尔的控诉那样：

　　“你不再需要它了，也不介意把它扔掉。就像你吃剩的食物一样。你给我妈妈的，就是这种东西，晚了三十年，还不如什么都不给。”

　　时至今日，南非的种族问题依然受到广泛讨论。临床心理学家萨斯·库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种族身份的主导地位阻碍了真正共同身份的形成。“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首先是人。我们总是给它加上颜色，再给它加上外部属性，然后可能再加上语言和信仰，这就会导致进一步分裂。”书的结尾，阿莫尔撒下安东的骨灰，走向未知的命运。但可以预见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塑仍然将是南非人民共同的愿景，历史留下的隔阂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修复。（狸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