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翔

　　冯耿光，晚清军咨处厅长，辛亥革命南北议和的代表，民国初年中国银行首任总裁，也是艺术家梅兰芳的“投资人”、“经纪人”与一生挚友。冯耿光一生中两件事令其光辉：“一是曾任中国银行总裁，也就是中国金融界第一把交椅；二是辅弼中国京剧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梅兰芳，是梅氏事业最大的赞助者。中国近代史上，可以同时为中国金融史和中国京剧史不可或缺的人物，惟冯耿光一人而已。”

　　时值冯耿光诞辰140周年，著名作家、学者、北京国际曲社社长靳飞先生编写《冯耿光笔记》，查阅数百万字资料，书中“凡有所述，必有所本”，熔学术性、资料性和可读性于一炉，首次完整叙述冯耿光的传奇一生。

　　从晚清军官到民国银行家

　　冯耿光，字幼伟，广东番禺人，出身于官宦人家，在家行六，人称“冯六爷”。“六爷”生于1882年，时值晚清光绪年间，风云变幻，人人都有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少年的冯耿光也不例外。在系统接受海军军事教育后，1900年他被选派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这批军官很受重视，清廷指望他们制衡袁世凯为核心的小站新军，所以冯耿光一时顺风顺水：先是于1905年调中央练兵处，上司是冯国璋，1907年，练兵处改为陆军部，下设军咨处，冯耿光任二厅兼四厅厅长。

　　也是1907年，26岁的冯耿光和友人在云和堂“打茶围”（聚会）时，初识了14岁的“歌郎”梅兰芳。曹汝霖在回忆录中写道：“冯幼伟爱护梅兰芳……幼伟月入银四百两，以其半助兰芳成名，始终如一”，或是缘分，或是眼光，两人开始有了交集。此后的四五年，辛亥革命爆发，冯耿光在南北议和中担任北方代表，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有意疏远清廷留日官员，30岁的冯耿光便闲了下来。不久，袁世凯称帝，蔡锷发动护国运动，紧要关头，冯耿光说服冯国璋“倒袁”，护国运动大功告成，也为冯国璋积累了政治资本。

　　中国银行首任总裁

　　正是与冯国璋的这种交情，冯耿光于1918年被推上中国银行总裁的位置。可以说，银行是中国近代化的产物，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外国资本蜂拥而至，直到1897年，上海才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办的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此后，中国国内银行开设渐多，规模较大的首推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是大清户部银行，1908年2月改称大清银行，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名为中国银行，于1912年2月6日在上海宣告成立。

　　冯耿光是北洋时期中国银行在任最久的总裁，他与王克敏、张嘉璈三“巨头”共管中行，形成相对持久的管理新格局。三人彼此性格和能力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都想把中行办好。而办好银行，重要的是必须维持它的相对独立性，尽量扩大商股权益，削弱官股力量，以免受到政局变动的影响。于是，在冯耿光任内，中行迅速发展，民营企业获得了良性而宽松的经营环境，商股从总股份50%提高到95%，发钞量占全国所有商业银行60%，存款量占35%，冯耿光彻底完成从军人到金融家的转身。

　　然而，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开始接管中行。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移设香港后，宋子文曾私下要将大厦全部房产过户给美国一家保险公司，一切条件均已谈妥，但须经中行全体常务董事同意并签字。常务董事冯耿光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代表中国形象的产业一定不能出卖，更不能卖给外国人，就这样，宋子文的计划流产，而冯耿光为保留中华民族不屈的风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梅兰芳的伯乐知己

　　金融资本的增长让冯耿光对梅兰芳艺术事业的支持更加有力。早年间，冯耿光便和同好梅兰芳的人形成了小圈子，自称“梅党”，这个圈子，由“将军团”、“学生团”、“诗人团”构成，集结了一批不被袁世凯所重用的将军们、京师大学堂译馆的学生们，还有不少有文学才华的诗人。

　　冯耿光是坚实的“梅党”，他为梅兰芳置宅，并率领“梅党”，积极为梅兰芳联络人脉、出谋划策。“梅党”为梅兰芳组织了名为“缀玉轩”的后援会，“捧梅”的狂热程度，不亚于今日娱乐圈的粉丝后援会。在“梅党”的牵线下，梅兰芳获得了与谭鑫培等京剧名家合作演出的机会，年少成名，又在此基础上将剧目与表演不断创新，形成自己的风格。

　　梅兰芳的剧目，用的是“集体编制”的方法，先由“梅党”成员收集有意义、可编制的剧本素材；再由一位担任起草，分场打提纲，大略写出来，然后大家共同商讨、打磨，并在每一次演出中吸收新内容，接受新思想，编演新戏，进行京剧“改良”。梅兰芳说：戏剧前途的趋势是跟观众的需要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不愿意站在这个旧圈子里不动，再受它的约束，我要向新的道路上寻求发展。这种“改良”带动北京京剧风格出现巨变，从精神上与艺术上都脱离清末京剧的藩篱，与民国新时代紧密相连，确立了“民国京剧”的艺术风格。

　　正是对京剧的精益求精，让梅兰芳的演出深入人心，在演出《牢狱鸳鸯》时，演到县官把男主角屈打成招，观众席中有老者忍不住竟跳上台来，对着县官破口大骂，挥拳就打。观众入戏程度如此之深，实是以往罕见。

　　除了经济上扶持，作品上把关，连梅兰芳与“冬皇”孟小冬深刻的爱情，也是在冯耿光举办的堂会中促成的。时值民国七年，刚出任中行总裁的冯耿光意气风发，在自己的宅院为母亲举办盛大的生日会，人称“冯宅堂会”，其规模盛大足以载入史册。那次堂会上，梅兰芳与孟小冬初见，合作《四郎探母》，互生情愫，为之后的刻骨深情与决绝分离都埋下了伏笔。尽管梅孟二人的感情并非平稳收场，但并未影响梅兰芳与冯耿光的情谊。

　　京剧“走出去”

　　梅兰芳还将京剧艺术带出国门。在冯耿光的努力促成下，梅兰芳1919年首次赴日公演，那是中国戏曲演员第一次在国外舞台上演出。即使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大环境下，梅兰芳的表演仍然赢得日本广大观众和艺术界的热烈欢迎。庆祝酒会上，日本整个内阁悉数到场赞美，史无前例，街巷士女竞相模仿其舞台形象，谓之“梅舞”。

　　梅兰芳于1930年访美，72天100多场戏，梅兰芳在美国的演出一票难求。政治界、新闻界无不热情高涨地宣传，就连美国总统都致信梅兰芳。无疑，梅兰芳为宣扬国粹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这一切，都少不了冯耿光出钱出力的持续支持，访日、访美以及后续1935年访苏联，旅费大半都由冯耿光帮助筹集，为筹行金，他甚至愿意变卖自己的房产，让梅兰芳有足够的资金，无后顾之忧。可以说，帮助梅兰芳走向世界，帮助中国京剧走向世界，冯耿光功不可没。

　　抗战期间，不少人鼓动梅兰芳为日本人演出，冯耿光却大声驳斥，坚定地鼓励梅兰芳摆脱日本纠缠。梅兰芳于是顶住各方的威逼利诱，矢志不与敌合作，用自己的爱国方式展现了一个京剧艺术家的崇高气节。

　　新中国成立后，冯耿光留在上海，积极参与公私合营，并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从晚清将军到民国银行家再到新中国金融家，冯耿光的一生见证着中国戏曲与金融业的变迁。

　　梅兰芳曾说：“我少年的时候，很多人爱我，但无人知我，唯有六爷（冯耿光），爱我又知我。”“在我一生的事业中，受他的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1961年，定居在北京的梅兰芳因病住院，远在上海的冯耿光几乎每天朝北京打电话。不久，梅兰芳病逝，冯耿光在自家设灵堂，江南“梅党”都过来吊唁，梅兰芳夫人还经常给冯耿光寄钱问候。1966年下半年，冯耿光面对时局，惊悸而逝。他不蓄财，无子嗣，夫妇后事都由梅家料理。1975年，梅兰芳夫人将冯耿光夫妇安葬在苏州木渎，太湖之滨。如靳飞先生在《冯耿光笔记》结尾所写：“梅兰芳艺术就是他们共同留给后世的唯一财产。”（陈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