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见风

　　流媒体点播分庭抗礼、新冠大流行制造封闭空间的恐慌、大制片厂创意萎缩、短视频塑造新的视觉经济……电影，或者说我们可以坐在影院欣赏的电影，它的命运与未来从未如此晦暗不明。危机诱发思考的转型，有人选择在技术中行事，有人选择回到过去，在个人回忆与时代记忆中寻找继续热爱电影的理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造梦之家》当属于后者。

　　作为当今影坛最具影响力的电影人，年逾古稀的斯皮尔伯格头一回讲起自己的故事。斯皮尔伯格选择在这个时刻讲述自己如何与电影结缘，对后继者而言，确实语重心长，诚意满满。

　　如何评论这部看似不施“粉黛”、平淡如水的自传作品？的确很难。斯皮尔伯格在影迷心目中的地位甚巨，前有《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折桂奥斯卡，后有《夺宝奇兵》《侏罗纪公园》《头号玩家》开行业之先锋。然而，《造梦之家》与斯皮尔伯格身上的“大片导演”身份标签通通无关。这部自传作品影像平缓，动人的家庭录像充满着作者的口吻，暗合了世界影坛兴起的一股私影像之风。

　　斯皮尔伯格在电影中采取了个人编年史的做法，以主人公山姆·法贝尔曼1952年至1965年的成长经历为主线，记录了他从第一次“触电”，到沉迷于制作家庭和业余影像，最后踏入电影行业的故事。两个半小时的影像如同斯皮尔伯格写给往日的情书，看尽世间沧桑却并未话凄凉。

　　成为“塞席尔·B·斯皮尔伯格”

　　斯皮尔伯格总是将自己的电影创意追溯到童年，《造梦之家》也不例外。影片开始于斯皮尔伯格一个标志性的横摇长镜头：1952年1月10日，好莱坞类型片大师塞席尔·B·戴米尔的最新作品《戏王之王》的首演之夜，法贝尔曼一家正在新泽西州影院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电影开映之前，父母从不同的视角讲述对电影的理解，企图消除小山姆的巨物恐惧：父亲伯特从工程师的角度解释电影就是一秒二十四格的运动图像，母亲米蒂则说电影就是一个个难以忘却的梦。理智与情感的缠绕——电影影像的双重本质、火车与火车相撞的奇观画面，一同攫住了山姆的视线，一颗属于电影世界的种子就此种下。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父亲阿诺德，是辛辛那提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在计算机工程领域极具天赋；母亲米莉·蒂格与父亲是校友，在全美顶尖的音乐学院学习钢琴。父亲的工程师思维和母亲不受束缚的艺术感性，为史蒂文用影像复刻戴米尔的“火车相撞”镜头创造了绝佳的温床，后来他为自己的作品取名为《最后的火车事故》。电影里小山姆开始操练起8毫米摄影机和便携式胶片编辑器，法贝尔曼一家也渐渐成了一个业余的摄制组。法贝尔曼一词是英语“Fabelmans”的直译，其中与单词“fabel”一字之差的“fable”，意为“讲故事、寓言、虚构”。斯皮尔伯格在电影的名字里隐藏了这个小小的字谜，观众也在山姆的家庭录像和业余电影制作中，见证他成长为一个“讲故事的人”。

　　斯皮尔伯格与影片中的山姆一样，是美国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人。电影作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公共文化产品，已经开始遭遇新媒体电视业的冲击，老牌导演不甘示弱，投入到诸如彩色宽银幕、立体电影的技术中继续制造奇观招徕观众。大洋彼岸，一批成长在电影院的年轻一代电影人也即将浪挂潮头。

　　斯皮尔伯格整个青少年时期的观影体验处在古典好莱坞电影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群星璀璨的影坛为他的幻想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养分，校园中热烈的电影文化也让他的家庭录像和短片不乏观众。1964年，17岁的斯皮尔伯格正在读高三。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他花费600美元自编自导的第一部电影长片《火光》——一个关于天外来物劫掠人类至外星动物园的科幻故事。当年3月24日，《火光》在凤凰城小剧场的首映获得巨大成功，母亲骄傲地称他为“塞席尔·B·斯皮尔伯格”。

　　与真实经历稍有不同，《造梦之家》将科幻置换成了战争，山姆在影院中看完约翰·韦恩的《双虎屠龙》后大受震撼，投入巨大精力制作了一部反战的类型短片：纳粹军官冲锋陷阵杀死了进攻的盟军，走出堡垒后发现战友却早已横尸沙场，他目光呆滞，犹如僵尸一般，走向景深……主人公山姆第一次在自己电影里创造了流动的情感，它如此迷人——这个短片或许是他成年后创作战争喜剧《一九四一》的蓝本。

　　私人口吻的家庭影像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评论界对斯皮尔伯格的发展前途表示担忧，因为与同时代的马丁·斯科塞斯相比，他总是沉溺于刺激的孩童冒险，被诟病为缺乏电影人的社会责任。直到入行25年之后，《辛德勒名单》（1993）的问世，他才完成了电影的成人仪式。也正是这部电影，让他开始回归犹太人身份。在此之前，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白面包文化”让新移民彻底美国化，他们脱离了自身的文化身份，变成了内心空洞的郊区居民。斯皮尔伯格出生在一个犹太裔家族，早在19世纪，他的父辈就离开俄罗斯来到北美大陆，接着又跳出了美国中西部传统犹太社区的舒适圈，去往大型欧洲裔新教徒郊区寻找机遇。犹太人的底色让他在以基督教为主导的社会中始终难以获得身份认同。《造梦之家》中山姆转学到加州所遭受的校园霸凌，就是斯皮尔伯格对自我身份问题的书写。

　　斯皮尔伯格在《造梦之家》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书写父母的婚姻。父母越是隐藏婚姻背后的裂痕，孩子就越能从不起眼的细节中看到成人世界的复杂。斯皮尔伯格与电影中的山姆一样，从父母失败的婚姻中看到了母亲的牺牲。米蒂原本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钢琴家，嫁给伯特后育有一子三女。尽管生活里全是柴米油盐和相夫教子，米蒂仍然将全部的闲暇献给了钢琴。斯皮尔伯格想出一个绝妙的设定来呈现母亲对于艺术的纯真之爱：为了减轻家务劳动对双手日复一日的侵蚀，米蒂给餐厅换上了一次性的桌布和盘子，这样就不用在厨房水槽中埋怨逝去的青春。

　　父权制的家庭结构原本并不承认女性家庭劳动的价值，伯特为了计算机梦想而频繁搬家，最终让米蒂的牺牲失去了自我确证的基础。她与孩子们失去了朋友，失去了社区共享的文化习惯，变成了一只圈养在别墅里的猴子，最终只能以离婚收场。影片中最动人的部分就是山姆为母亲制作的家庭录像，米蒂在篝火中起舞，暖色的光映在她的身上——影像从未如此柔软，如此触动人心。在现实世界，父母失败的婚姻让斯皮尔伯格写出《第三类接触》，他的母亲米莉·蒂格看完电影后感叹：“我想，音乐隐喻着莉亚，电脑隐喻着阿诺德，而那个小男孩就是史蒂文。史蒂文拍摄了一部关于父母的电影。”

　　艺术的狂热与祭献

　　影片中山姆的外婆去世时，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是米蒂的舅舅鲍里斯，曾经是默片时期的电影演员，斯皮尔伯格将其虚构为哈里·波拉德的作品《汤姆叔叔小屋》（1927）里的小配角。鲍里斯深夜与山姆促膝长谈，他寓言般地向山姆说道：“你注定将在家庭和艺术之间拉扯……你会拍电影，你会做你的艺术，你会记得那有多疼……艺术会给你天上的冠冕，地上的桂冠。但是，它会让你心碎，让你孤独；你会被所爱之人厌恶，成为沙漠中的流亡者。”斯皮尔伯格借鲍里斯之口说出了自己从影多年的感受，拍电影像是浮士德与靡菲斯特的交易，家庭之爱与艺术之爱难以两全。米蒂选择了家庭，没能成为钢琴家；鲍里斯选择了艺术，却无法享受天伦之乐。

　　影片结尾，厌倦了大学生活的山姆决定退学，拍电影的火种越燃越烈。他向电影制片厂投出数十封求职信，最后只有哥伦比亚影业愿意给他面试机会。面试官读了他慷慨激昂的理想之书，决定给他五分钟时间，与类型片大导演约翰·福特见面。这是《造梦之家》最富戏剧性与幽默感的段落之一：大卫·林奇饰演这位好莱坞历史上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次数最多的艺术家，约翰·福特自信沉着地抽着雪茄，烟头的红圈一熄一亮，犹如捕猎的蛇信一般，与山姆笨拙紧张的肢体动作形成鲜明对比。约翰·福特向后辈发问：你了解艺术吗？并指了指挂在墙上的绘画，让山姆描述一下。这些画是电影《搜索者》（1956）的设定插画，山姆准备做潘诺夫斯基式的图像学描述，却被约翰·福特打断。他在约翰·福特的金口里听到了造型艺术的秘密：“当地平线在底部，画面是有趣的；当地平线在顶端，画面是有趣的；当地平线在中间，画面无聊至极。”约翰·福特偈语般的三句话让山姆恍然大悟，然后被赶出办公室。至此，山姆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电影也在此时戛然而止。

　　《造梦之家》的故事停在山姆踏入社会的那个瞬间，从家的主题出发，只有这样处理才合乎逻辑。斯皮尔伯格离开家庭踏入社会的经历更为复杂。实际上，斯皮尔伯格从未上过电影学院，仅在加州大学长滩分校上过几门电影和电视的基础课程，环球影业才是他的电影学院。这是一个与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截然不同的训练场，大制片厂的学徒生涯增加了他对流行电影的理解。正当同辈的“浪荡儿”模仿欧洲作者导演打破旧好莱坞的体制时，斯皮尔伯格却在努力学习它的长处。

　　历史责任还是艺术责任？

　　《纽约客》专栏作家理查德·布洛迪批评《造梦之家》如同斯皮尔伯格那些卖座的特效大片一样，只是在制造关于个人的神话，缺乏历史责任感。电影剧情的时间线——1952年至1965年，正是美国当代史中最为波谲云诡的一段岁月。美苏冷战、民权运动、肯尼迪遇刺、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开启……法贝尔曼一家似乎与这些历史大事件绝缘，山姆的青少年从未触碰任何政治话题，斯皮尔伯格的确纯化了影片中所涉及的真实历史，提供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叙事时空，以此来让山姆在电影之梦中驰骋。

　　与纯化的历史相对应的，还有纯化的媒介环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客厅中的电视深刻影响了“婴儿潮”一代人的价值观。斯皮尔伯格将电视文化从青春期的记忆里清除出去，我们只能在法贝尔曼一家的地下室中看到废弃的电视机。山姆的电影朝圣之旅先后与塞席尔·B·戴米尔、约翰·福特相遇，并最终在后者的指点下，正式进入电影界。山姆成了古典好莱坞的继承者，接过好莱坞黄金时代的接力棒。而当山姆踌躇满志地走在哥伦比亚制片厂的大道时，却不得不先完成五年的电视合同，而后才能登堂入室，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理查德·布洛迪的批评不无道理，但是多少有点绑架之嫌。谁将接下斯皮尔伯格们的下一棒，是个比“电影有没有承担历史责任”更棘手的问题。世事艰难，电影业在今天面临的困局，需要电影人的信心与勇气，需要众人抱薪。斯皮尔伯格将自己童年往事和盘托出，犹如向热爱电影的观众抛出的橄榄枝，我未曾看到、听到一丝说教。相反，他似乎在说：爱电影的人终将相聚，新的一年，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重新出发吧！（庄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