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　成

　　贵州作家戴冰致力于城市的文学想象，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出版了《我们远离奇迹》（1994）、《惊虹》（2007）、《双重经验——戴冰小说选集》（2011）、《戴冰中短篇小说自选集：插图本》（2014）、《月的暗面》（2017）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显现出充沛而持久的创作活力。戴冰洞察现实生活的细节，以前卫的先锋意识敏锐捕捉城市生活的喧哗与骚动，他的现代主义小说以日常化叙述探寻个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遇，既是反映贵州城市文化图景的一个窗口，又是透视现代人存在哲学的一面镜子。

　　戴冰最新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虚构的灰》包括了8篇代表性新作，小说以人与社会、他人、自我的关系，呈现出现代人复杂的情绪变化和隐秘的内心体验，在真实与虚构相缠绕的故事中，剖析生活现实，揭示现代人普遍的心灵危机。

　　真实仅是小说的面纱　虚幻才是存在的本质

　　小说从本质上讲是经验和现实构成的故事，“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不成为小说”。戴冰小说中的故事是他经验的世界与体验的世界的集合，正如戴冰自己所言：向熟悉的生活讨素材，向自己的内心求体验。这位擅长讲故事的先锋作家，谙熟现实与虚构间的微妙关系，小说集《虚构的灰》以日常生活世界建构现实的故事，又以虚构的方式进行超越现实生活的精神表达。

　　戴冰是土生土长的贵阳人，贵阳这座城市的人和事是他收集创作素材的百宝箱，他以熟悉的大街小巷和市井风情构成小说独特而亮丽的城市风景，这些具体而真实的景致既增添了故事的审美意趣，又加强了可信度。小说集中出现的大多城市场景都是贵阳真实存在的地方，那些街道、住所、剧社大都真有其名，如照壁巷、市北路、蟠桃宫、丽景阳天小区、中大国际商场、星力百货超市、景云山殡仪馆、一鸢戏剧等。戴冰小说中的城市标识不仅真实存在，故事中的人物也大都真有其人，如《张琼与埃玛·宗兹》中实验剧社“一鸢”的创始人马玲，是“贵大艺术学院戏剧系的老师，也是剧社的专职导演”，参与《埃玛·宗兹》戏剧排演讨论的有贵大语言研究所所长王良范、艺术批评家张建建、贵州都市报记者赵亳等，这些人物的职业及身份是符合现实的叙述，该小说曾入选2019年度“城市文学”中篇小说排行榜。贵阳的特色食物在戴冰的笔下也常常不经意地显现，怪噜饭、素粉、鹅肉粉、豆腐果、肠旺面、开水面、酸菜粑粑、软臊等地域美食，平添了小说的烟火气，细节的真实使故事的叙述变得立体可感。

　　戴冰小说的真实性还在于对生活细节显微镜式地探索和郑重其事地陈列，如《被占领的房间》中的主人公“我”，为了迎接一位素不相识的女房客嘎嘎，作者对“我”的准备过程及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致描绘，大到房间的布置陈设，小到一块抹桌布的摆放，都一一呈现，给读者营造出嘎嘎真会到来的错觉。《献给聂佳佳》的开篇，作者用很长的篇幅介绍“我”的画家朋友陈长兴生日当晚他家热闹嘈杂的聚会现场和暴风骤雨的天气状况，但陈长兴始终没有露面，随着陈长兴死亡消息的公布，时间凝滞倒流，故事的空间无限延展，陈长兴的事业、婚姻、家庭状况被详细挖掘和反复述说，陈长兴“零余者”的形象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总之，地域化的城市书写和细节化的日常描摹，使戴冰小说的外核最大化地抵达了真实，真实是戴冰小说的底色。

　　但“虚构”又是小说集的关键词。华莱士·马丁指出，“虚构”是词与物之间的错误联系，是对不存在之物的指涉。虚构的故事并非全是虚假的、非存在的和想象性的，它仅仅是空洞的——奇怪的空洞，而恰恰是这空无所指的空洞，将读者带入隐秘、抽象的深层思索。小说《虚构的灰》讲述了一个戏剧性的家庭事件，它以看似真实的谎言探寻现代夫妻的精神症候。吴桐在超市门口遇到一位热心帮自己拎重物的同小区“男孩”，回家途中，男孩向吴桐讲述他爸爸因脑出血瘫痪在床的故事，当吴桐对此事信以为真时，男孩以“这是编的”拆穿故事的可信性。回到家中的吴桐将男孩送自己回家的事进行拆解，她刻意用普通话向结婚21年的丈夫李江煞有介事地讲述自己被热心的陌生“中年男子”帮忙的故事，时间、人物、地点的描述都极可靠。之后的几个月，吴桐对故事进行不断地重述和改造，加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同时也引发了丈夫李江对事件本身的关注和对妻子的跟踪。吴桐以陌生化的叙述语言和大量的细节铺陈，将李江带入自己的叙事圈套。当李江对故事的真实性陷入迷惑时，吴桐又对丈夫讲出男孩的故事，以此瓦解自己所叙之事的可信度。故事结尾小区殡仪馆的车和邻居证实男孩父亲因脑出血常年卧床的话语为真，又将男孩所讲的故事推向了“亦真亦幻”的不确定中，吴桐以男孩父亲的事件再次编织陌生“中年男子”脑出血死亡的结局，她以急切的情绪向丈夫证实自己所讲陌生男子事件的真实性。该小说在真实和虚构中游移，“是真的吗”成为推进故事的内核。戴冰以游戏化的叙述话语，对吴桐的故事、男孩的故事、陌生男子的故事进行虚构和解构，实则是以琐碎、荒诞的日常隐喻现代人内心的虚无感。戴冰擅长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探寻生存的本质，以“博尔赫斯式”的叙述显现“存在之不存在”的虚幻，《被占领的房间》中诗人嘎嘎创作的诗句一语道出了虚构的秘密：她拿着一个干净的玻璃杯，擦着一块肮脏的抹桌布。戴冰“用准确的虚构命中复杂的现实”，真实仅仅是他小说的面纱，虚幻才是存在的本质。

　　在套盒式的阅读中　享受探秘迷宫的快乐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传入中国，作家们开启了一场关于小说的叙事革命，相对于小说创作的“写什么”，作家们更关注“怎么写”，马原、格非、孙甘露、余华等先锋作家自觉地表现出对小说形式和语言的探索，“叙事圈套”“叙事迷宫”成为作家进行故事言说的普遍方式。说起对中国作家的小说创作观念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绕不开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他被称为“作家们的作家”，成了中国先锋作家们的精神导师。戴冰曾在随笔集《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中写道：“博尔赫斯是当代文学史中，唯一我愿意追随而不感到羞耻的作家。”他早期所作的《弑》《枝蔓》《倾城》等小说，明显受博尔赫斯的影响，迷宫叙述是戴冰小说重要的表现形式，“迷宫”也成为他的重要的小说母题。小说集以“迷宫”建构现代人的精神花园，形成小说富有活力的召唤结构，也隐喻着现代人精神上找不到出路的迷失感。

　　《张琼与埃玛·宗兹》是一篇典型的“元小说”，“元小说”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又称“自我意识小说”。张琼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名黑车女司机，《埃玛·宗兹》是一鸢剧社排演的一场实验戏剧，根据博尔赫斯的同名小说《埃玛·宗兹》改编而成。小说以第三人称“他”这一旁观者的视角进行叙述，从故事的开始，作者就将读者带进了一座枝蔓横生、小径纵横的分叉花园。作家兼编剧身份的“他”赴武汉进行《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的新书宣传时，高铁六号车厢10F座位上一位陌生女子的侧影犹如投入河心的一颗石子，以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触动了“他”。返回贵阳后，“他”作为戏剧《埃玛·宗兹》的编剧，偶然一次打黑车赴剧社的途中，惊异地发现女司机的侧影宛若高铁上陌生女子的侧影，尽管被女司机张琼一口否认，但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始终缠绕着“他”，“他”以双倍价格让张琼时常接送自己往返剧社，以这种秘而不宣的方式保持与张琼的联系。故事的另一条线索，《埃玛·宗兹》的改编和排演在反复调整，“他”详细讲述了小说《埃玛·宗兹》的故事，读者还跟随“他”的视角参与了戏剧《埃玛·宗兹》的排演，这场戏剧以“元戏剧”的方式进行表演，以生动的现场感呈现出一场“戏中之戏”，博尔赫斯小说的故事、排演的故事、戏剧中的故事，将读者带入了繁复的迷宫。小说的枝蔓还在继续延伸，“他”邀请张琼观看了《埃玛·宗兹》公演前的观摩演出，张琼以独特的个人体验参与到戏剧《埃玛·宗兹》的批评现场，现实的世界与戏剧的世界缠绕交错，故事间的互文性召唤起读者强烈的审美兴趣。戏剧《埃玛·宗兹》演出落幕时，张琼也将坐上通往武汉的高铁，特意选择六号车厢10F座位的她与小说开端那位高铁上的陌生女子实现了平行时空的交会，时间如同又流回过去，故事在曲折回环的叙述中返回原点。

　　戴冰的小说叙述始终氤氲着一股抽象的感知情绪，这种无意识的心理弥合了现实和虚构间的界限，是打开迷宫通道的钥匙。《虚构的灰》《被占领的房间》《海影花都的射手座》《鸽哨远得像地平线》等小说，以故事缠绕着故事的结构让读者在套盒式的阅读中享受探秘的快乐。

　　小说集以意象的空间营造出一座关乎存在的“迷宫”，回环反复是它的鲜明特征。《海影花都的射手座》中的“海影花都”既指实体的存在，又隐喻着“精神的迷宫”。故事以该小区多起业主窗玻璃被打碎的事件展开，主人公“他”作为窗玻璃受到破坏的业主，为找到这位躲在暗处的射手，“他”在小区开展了各项细致周密的活动，但现实证明“他”的行动是徒劳的。存在的虚幻使“他”如同卡夫卡《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K一般，想走进看似无限接近的城堡，却始终无法抵达，最终“他”自己化身为海影花都的射手，窗玻璃破坏事件再次进入轮回。故事从起点到终点再到起点的圆形叙述显然有乌托邦的意味，潜藏在暗处的射手也许并不存在，射手是人物潜意识中本我的镜像呈现，即主人公自己是小说的谜底。同样，《被占领的房间》中的房间是迷宫的象征，或许电话里将要出现的女房客嘎嘎只是朋友毛毛口中子虚乌有的人，她却在抽象的空间中占领了“我”精神的房间，等待的虚无使“我”萌生了满世界找嘎嘎的冲动，寻找嘎嘎其实是寻找自我的另一面。小说以“我”和朋友毛毛的通电开始，后又以“我”和毛毛的通话结束，故事在圆形的时间钟盘上进入循环。戴冰注重人物潜意识的深层表达，小说集《虚构的灰》中塑造了大量表征性的类型化人物，高铁上的陌生女人、女房客嘎嘎、超市门口的陌生男子、破坏玻璃窗的射手等看似真实具体的人物，实则是主人公虚幻的想象。面对异化的现实，现代人在抽象的精神世界中寻找自我的存在，他们虚妄而又荒诞的“追寻”行为构成小说无限回环的叙事迷宫。

　　这些细节以莹莹之火　传递爱之温暖和希望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谈到，小说不是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小说家是存在的探索者。小说集《虚构的灰》以先锋话语建构故事，但戴冰不止于小说形式的探索，这位自称被阅读写作“异化”的作家，以旁观者的态度体察生活百态，力图以人们的日常存在状态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和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困境，异化成为他的小说的重要主题。异化的意思是异己、对立和疏远，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认为异化是一种状态，个人感到在各方面沟通是格格不入的，甚至与他自己也是疏远的。戴冰“作为荒诞世界的现实构造者”，他的小说以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探寻个体的心灵世界，是符合时代精神现状的关乎存在的个体寓言。

　　城市的现代化使技术和机器成为决定大众生活的决定因素，物化的现实社会无形中为人们的沟通与交流筑建起一道心灵的屏障，引发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危机。戴冰在小说集中以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揭露现代人的隔膜与疏远。《献给聂佳佳》中的画家陈长兴在生日当晚奔赴死亡，他的自杀看似一个谜，或是一种刻意为之的行为艺术，但在作者细节化的叙述中不难看出他的行为是黯淡的现实社会压抑人的精神的结果。面对陌生的家庭和陌生的人际关系，他以死亡完成对现实的反抗和对自我的救赎。事业的失意、亲情的失落、婚姻的失败、友情的淡漠使陈长兴长期处在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中，绝望的他以独特的死亡艺术回应这个“空空如也”的浑浊世界。小说《虚构的灰》中李江在听到妻子吴桐被陌生中年男子反复帮忙的故事后，他暗自以跟踪的方式去证实妻子所言的真实性，可见夫妻间的信任是如此脆弱。《苍老的黄昏倏忽而至》中住在同一栋房子里的孙子一家和奶奶一家相处模式极为疏远，奶奶一家对儿子的计较、对媳妇的苛责、对孙子的惩戒使“堂屋的空气像沥青一样黏稠”，小说以空间的压抑感和氛围的紧张感凸显亲人间的冷漠关系。《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中患病的刘江想找一位能陪他说话的朋友，却没有哪一位朋友真正愿意倾听，朋友们对他搪塞、敷衍、欺骗的态度显现出人与人之间难以相通的距离感。小说中“我”以电话、微信和刘江进行无关痛痒的交流，却始终没答应刘江到他家陪他聊天的请求。手机看似使交流变得方便快捷，却在无形中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现代人不可避免地被技术工具所物化，他们滋生出情感冷漠的时代病。小说集以亲人间、夫妻间、朋友间的关系展现出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疏离感、隔阂感，生动地呈现出一个真实而残酷的“异化的世界”。

　　小说集还以个人与自我的关系表现出现代人如影随形的孤独症候。《被占领的房间》中离婚一年多的“我”时常被一种苦闷情绪缠绕，素不相识的女房客嘎嘎将要来家里借住几月的消息使“我”陷入无望的等待之中，主人公若有其事地忙碌着、等待着，“我”的精神在虚空中得到了充实，可终究被等待者嘎嘎没有到来，主人公这种看似荒诞不经的行为实则是对自身存在的焦虑。《海影花都的射手座》中的离婚男子仿佛被一股异己力量驱使，“他”执着地在小区寻找那个打碎玻璃窗的射手的线索，近乎病态的、徒劳的行为映射出个体自我价值的失落和寻求。《苍老的黄昏倏忽而至》中的少年向奶奶的剩菜饭碗滴壁虎的黏液、向她的茶缸里吐口水，少年一系列看似怪诞的行为背后是他对荒诞现实的抵抗。少年生活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奶奶时常召集父母、两个叔叔、五个姑妈进行家庭聚会，看似热闹，实则亲戚间充满着各种算计和争吵，少年内心无比孤独，他哽咽着向父亲诉说：“死在大桌子底下可能都没人知道。”现代社会中个体与所处现实环境的不协调，与他人关系的不可调和导致个人与自我的分裂，戴冰小说中的主人公在虚幻的精神世界中不停地等待、追寻、破坏，他们异化的行为呈现出个体的心灵危机——荒诞生存境遇中现代人精神上的空虚感、苦闷感、孤独感、焦虑感。

　　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让·保罗·萨特提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戴冰在世俗生活中思考人的存在哲学，通过他的小说读者不仅能感受到作者对现代人精神荒原的忧思，更能感受到作者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人道主义关怀。小说《虚构的灰》中那个走向吴桐的男孩，《鸽哨远得像地平线》中盛夏傍晚省城少年和鲍屯少年在田坎上许下关于鸽子的美好约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中的“我”决定用传统书信给妻子写情书的浪漫想法，这些细节以莹莹之火传递爱之温暖和希望，作者笔下对荒诞现实的书写和异化人际关系的揭示，实则寄寓着他对温情现实社会的关怀和向往，这种共鸣性的情感也引发读者对自身存在的关注和反思。

　　纵观戴冰的文学创作，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始终是他写作的精神支点。小说集从独特的个体文学经验出发，立足现实生活，在曲折回环的“迷宫”中建构出一个个关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现代性故事，地域化的城市景观、庸常化的城市生活图景、哲理化的人生思索共绘成一幅反映现代人心灵世界的“浮世绘”。该作品集是当下时代精神症候的生动呈现，存在的寓言与普通读者的精神世界形成息息相通。（徐　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