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弘

　　纳粹德国的高官阿道夫·艾希曼1942年出席万湖会议，被任命负责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并且晋升中校，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由艾希曼负责。二战中，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之后逃脱，并流亡到阿根廷。1961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将其逮捕，带回耶路撒冷受审，以人道罪名等15条罪名起诉。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因为艾希曼，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

　　艾希曼受审之时，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译林出版社出版）。汉娜·阿伦特描述审判席上的纳粹党徒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希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据此，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这种恶是不思考的，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甚至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许有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和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之恶的基本表现。

　　其后，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一直是人们讨论和引用的概念，同时也启发个人思考作为人应该有的品质，以及从灵魂深处反思自己。它让人们看到，这样的恶可以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是本质的。

　　阿伦特为什么会被艾希曼欺骗？

　　从哲学上说，阿伦特抽象出的“平庸之恶”有其深刻的一面。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艾希曼的所作所为是否能归于“平庸之恶”，则需要探讨。

　　阿伦特将艾希曼看做一个服从命令的公务员，庞大体系运转中的一个小小齿轮，几乎没有思想，“从未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什么”，没有真正理解他被卷入其中的计划。但是，《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一书显示，真相并非如此。该书作者贝蒂娜·施汤内特全面分析了艾希曼本人写下的1300多页日记，以及他20世纪50年代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每周举办的纳粹沙龙上留下的73卷录音带，据此描绘出艾希曼令人恐惧的面目：他是一个老练世故的操控者，一个不思悔改的谋杀犯。他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却始终伪装自己，渴望有人追随他，与他一起讨论昔日“荣光”，同时还与其他类似的亡命之徒一起狂热地计划未来目标。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时的表演，只是想保住自己的性命。贝蒂娜·施汤内特认为，阿伦特做出“平庸之恶”的判断，是因为当时能够接触到的资料太少。

　　而新近出版的美国历史学家德博拉·E.利普斯塔特的《艾希曼审判》（译林出版社出版）一书，更是颠覆了阿伦特的看法。艾希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写下了一份回忆录，他被处决以后，回忆录手稿被封存在以色列国家档案馆。上世纪90年代后期，艾希曼的一个儿子要求公开出版手稿。作为大屠杀的研究专家，德博拉·E.利普斯塔特得到了这部手稿的打印本。在最新公开的回忆录中，艾希曼声称自己是根深蒂固的纳粹分子与反犹主义者，他视其纳粹领导人为“偶像”，全心全意为他们的目标而奉献——显然，这绝非“平庸之恶”，而是穷凶极恶。《艾希曼审判》揭示，艾希曼的审问官阿夫纳·莱斯发现，艾希曼会“一直撒谎，直到被有记录可依的证据打败”。无论何时，当艾希曼激动地抗议，某些事不是真的，那么它很有可能就是真的。

　　德博拉认为，西方文化中长期存在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历史，这是纳粹大屠杀的基石。

　　显然，这不符合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增订版，译林出版社出版）一书的观点。在鲍曼看来，“被统治者的理性，往往是统治者的武器”。鲍曼的分析认为，大屠杀是一些各自存在的现代性因素结合起来的结果：强有力的政府、战争掩护下的借口说辞、庞大有效的官僚机器，以及技术官僚的行为模式和心态。在鲍曼看来，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需要无条件承担道德责任。

　　鲍曼对个体道德责任的强调，发展了阿伦特的观点。但是，鲍曼关于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关系的观点，或许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例如，明末张献忠祸蜀，至少杀死了30-60万人。这种大屠杀发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就与现代性关系不大。尽管如此，我仍然同意鲍曼的观点：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需要无条件承担道德责任，不能做只有工具理性的“工具人”。（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