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剧场戏剧又称“黑匣子戏剧”，在欧美已有100年左右的历史。1982年，林兆华导演的小剧场戏剧《绝对信号》首演引发轰动，就此拉开了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的发展序幕。

　　作为一门“当众孤独”的舞台艺术，独角戏在小剧场这片方圆间经历了一次次锤炼、升华。独角戏由一人独立完成，简单的舞台背景、丰富的肢体表达、独特的戏剧空间，让这一充满独特舞台魅力的表演简约而不简单。

　　在戏剧舞台上，濮存昕塑造了众多经典的人物形象，用表演彰显舞台艺术的独特魅力，更以推动话剧艺术守正创新的心态，深耕细作打磨舞台精品。在首届鼓楼西独角戏剧节期间，作为戏剧节发起人之一的濮存昕接受光明网独家专访，从独角戏的艺术特色、舞台剧的形式创新、讲好中国故事等话题为切入点，探讨当下舞台艺术创作的时代使命和发展方向。

　　舞台的光，照亮了你，也温暖了我

　　光明网：去年鼓楼西剧院推出了很多“小而美”的独角戏，今年还发起了独角戏剧节。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契机和考虑发起了这个戏剧节呢？您作为戏剧节发起人之一推荐了独角戏《一只猿的报告》，能否讲讲第一次看到它的感受。

　　濮存昕：40年前，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出现了小剧场戏剧，戏剧演出的形式变多了，不仅仅是镜框似的大剧场，观众只能坐在台下欣赏舞台上的演出，小剧场里演员和观众近在咫尺，彼此都能感受到对方的呼吸。还有像沉浸式戏剧等形式，在一个实景客厅、阆苑里就可以演出，带给观众更加丰富的观看体验。相对而言，独角戏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戏剧品种。2022年，鼓楼西戏剧在八周年之际推出“独角SHOW”系列，《一只猿的报告》《象棋的故事》《吉他男》三部独角戏引发热烈反响，受到行业内外的广泛关注，同时也为戏剧节的筹备积累了作品和经验。

　　独角戏是由一个人完成的演出，需要演员完成一个形象的诉说。独角戏不光要求演员有文学的才气，还要通过语言传达一种活跃性，如此才能激发观众的兴趣。《一只猿的报告》改编自卡夫卡的短篇小说《致某科学院的报告》，是李腾飞与郗望导演携手共创的独角戏。这个作品表现了一只猩猩的视角下的不解困惑、观察分辨，进而反观、解读人类，从客观的角度得出一个结论。演员李腾飞并非科班出身，但是他内心有很强烈的表达欲望。他似乎知道自己的生命能力是可以成为一个形象去表达和诉说的，高质量地完成了一段奇特的构想。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得到了观众的积极响应，它应该长演不衰的。我希望他们能走出去巡演，它确实值得推荐和赞赏。

　　光明网：2012年，您出演了的《天鹅之歌》，反响极其强烈。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契诃夫的这部独幕短剧，并把它做成了独角戏？在创排剧目时，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濮存昕：1982年，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开创了中国的小剧场话剧，由此引发了戏剧界对小剧场戏剧的探索。十年前，正值中国小剧场戏剧30周年，我们想通过拍小剧场戏剧的方式来纪念林导，于是改编了契诃夫的作品《天鹅之歌》。我在剧中饰演一个演了一辈子小丑，一生的夙愿是演一次哈姆雷特的戏痴。当年，于是之老师在创作札记中曾表示想出演这个角色，他认为这位丑角形象地表达出他作为演员的一生，但是遗憾的是他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我想，那由我来完成他的夙愿。

　　《天鹅之歌》的创排过程并不容易。首先，这个剧的文本不长，只能支撑半个小时的演出。后来通过添加情节过程和现场互动，把它延长到了40分钟左右。其次，我年轻的时候以文人戏居多，还被冠以“奶油小生”的称号，如何诠释一个复杂沧桑、满腹牢骚还带着一点不忿狂傲的丑角，需要我精准地找到那种状态。这并非简单地把我装扮成他，而是通过语言、声音、眼眸中透露出的信息，真正变成他，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这部戏在见到观众前只有三次联排的机会，但是我始终没有找到这个人物的感觉。最后时刻，我在网上看到了名丑张春华老师给学生说戏的视频，一下子找到了感觉，马上把台词口语化，重新设计戏剧节奏和表达方式，然后彩排了一次就和观众见面了。

　　经典，在时光里积淀，在演绎中沉潜

　　光明网：在西方，契诃夫被称为二十世纪的莎士比亚。无论是小说还是剧作，他都能通过截取平凡的日常生活片段，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和人物做真实的描绘和刻画，以此来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作为出演众多契诃夫剧目的演员，您如何读懂这位伟大的戏剧家，又如何诠释他的作品呢？

　　濮存昕：契诃夫是一个观察人、描写人、塑造人的天才。他的笔下没有王宫贵族，都是一个个形象鲜活的小市民或者小人物。他带着一种善意的嘲讽冷静地观察世界，揭露批判社会，深刻地揭示社会现象和状态。《海鸥》《伊万诺夫》《万尼亚舅舅》《樱桃园》是契诃夫的代表作，在世界舞台上被不断解读、搬演，这些作品都有一种未来感，写出了俄罗斯人在张望中不解、困惑的状态。我认为，这就是文学和戏剧的力量，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里和我们类似或者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是如何面对人生的困境。

　　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关注人、解读人，用人的视角看世界、看人、看自己，了解我们为什么生，怎样离开。曹禺先生也说过，他爱人也恨人，他要写人，塑造人的性格。塑造人物就是表现人的性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经历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表达。把形形色色的人放在一起，就形成了社会众生相。今天我重读契诃夫的剧本时，原先一知半解的内容，突然间仿佛读懂了一些，就像反刍一样，重新咀嚼的时候才会发现。通过演契诃夫的作品，我也在反观自己的人生。

　　光明网：您出演了《茶馆》《雷雨》等由中国经典文学改编而来的话剧作品。作为一位戏剧人，您认为重新演绎经典作品，对当下有怎样的意义呢？

　　濮存昕：经典作品与有趣的故事、个性化人物、充满兴趣感的台词等要素是分不开的。因为这些要素的存在，一代代人在重新解读时都会有新的发现。经典就是值得我们不断地立体或者透视我们还没有注意到的、尚未发现的空间细节，所以重要的是有没有新意，有没有新的发现。就像我们每天的生活也是一种重温，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在一呼一吸中我们承载着回忆踏上新的旅程。

　　舞台创新，坚守根基，放眼世界

　　光明网：本届独角戏剧节的《三生》是跨界融合的当代戏曲独角戏，《花不语》是用志怪小说《子不语》重构阮玲玉自杀故事的一种尝试，这些传统艺术或者传统文本在当下的剧场舞台上焕发出了不一样的活力。您对于创新戏剧形式有何看法？

　　濮存昕：我认为在小剧场这方舞台上恰恰没有什么炫技的手段，就是依靠演员的魅力传递心意、制造奇迹，创造出和观众之间的兴趣点，但这一切的前提一定是以演员的表演为基础的。说到戏剧舞台的创新，创新一定源于艺术，艺术是再造的真实。这种真实并非对现实生活的完全复制，而是一种创造出来的真实感。舞台的创新性表达不仅停留在台词文法上，还要传递出表达者的某种意愿。那种意愿就源于再造的真实。演员要扮演一个角色，要对角色保有好奇，经过认真刻苦钻研，最后使出浑身解数演绎，才能呈现出令人惊叹的表演，这是新技术永远代替不了的。

　　光明网：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如何做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

　　濮存昕：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考验着我们认知世界的能力。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表现在我们改编或解构中外作品的过程中能否真实地表达艺术。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审美，赋予了中国人独特的东方智慧。我们对于世界文化的解读，有自己的视角和智慧，我们创造的艺术有自己的面貌和气质。这样当别人看到我们的作品时他们会想，中国人的民族性在这些演员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希望每位演员都能享受在舞台上表达的幸福感。

　　（光明网记者刘冰雅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