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晔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早已深入人心。有关人类技术史领域的读物，也早已不鲜见了。譬如，大约20年前，查尔斯·辛格等人撰写的七卷本大作《技术史》便已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引进国内并出版。而由两位英国学者，阿诺德·佩西与白馥兰撰写的《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一书的主题同样着眼于人类技术的进步——在过去的1000年里，不同的文明如何开发出不同的工具来满足他们的日常需求。

　　技术交流是一场渐入佳境的对话，其间工具的交换和思想的交流激励着人们不断发明、创新与前进。

　　交流中会有怎样的取舍

　　实际上，《世界文明中的技术》英文版初版于1990年。既然能在几十年后再版，可见此书必定有其独到之处。这本书给读者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有着丰富的细节描述。譬如，谁都知道“水往低处流”的道理，但中国古代的大运河要穿过不少山脉丘陵，这是如何实现呢？靠的是两个船道。一段运河的尽头是一个向上的斜坡（堰），人们用绳索和绞盘将船拖出水面；而斜坡的顶部通往另一个船道，船只可以由此驶入另一端不同高度的运河。

　　而在技术发展史的理论方面，两位英国作者反复强调了一个概念——技术交流。相对于居高临下的单向“技术转移”，技术交流将技术流动看作一个动态过程，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技术都会发生交流与相互影响。譬如，火车与铁路是工业革命时代英国的重要发明。当这一技术漂洋过海，美国的工程师们并没有全盘照搬英国的设计。英国式的火车头只有4个轮子，在急转弯时很容易出问题。美国人自己改进的火车头发动机前面装有一个四轮转向架，更能应对急转弯。这一设计成为后世火车头的标准配置，这可以说是一次典型的技术交流：“技术知识或设备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促使当地对其进行改良，使其适用于本土环境，同时催生了新的创意。”

　　既然是交流，自然就会有取舍。因此，《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也很好地解释了中世纪中国技术交流的现象。阿拉伯人在与蒙古人的战争中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火器。到了13世纪下半叶，阿拉伯人利用这样的技术，在短短几十年里就开发了更加实用的火器。13世纪末期成书的《焚敌火攻书》记载，将6磅硝石、1磅天然硫、2磅柳炭粉放在大理石上碾碎，拌和成火药后放入筒中，可以制成“飞火”或“响雷”。到了下一个世纪的20年代，最早的火器在更遥远的欧洲出现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样是蒙古人，将中国的印刷术带到了西亚——甚至利用这种技术在今天的伊朗一带发行了纸钞。但直到1600年，中东地区仍然没有采用印刷术。如此反差，原因何在？《世界文明中的技术》对此做出的论述相当令人信服：“枪炮符合既有统治集团的利益，集团成员往往是军事精英，枪炮使他们能够巩固其权力并扩大领土边界。印刷术则与这些目标无关，甚至会颠覆他们的权力。”

　　如何解答“李约瑟难题”

　　与技术交流相关联的一个话题是，两位作者抛弃了近代“西方中心论”的刻板印象，对古代的其他文明取得的技术成功给予充分的尊重。譬如，在谈及北美洲水稻种植业的发展时，作者提到，如同劳动力来自非洲一样，稻作技术也同样来自非洲。“公元1700年左右，西非和南卡罗来纳州之间的技术愈发相似，甚至延伸到（用草木灰）施肥的细节，以及使用挖空的树干来制作水闸和排水沟。”古代印度的技术发展也获得了作者的肯定：“（中世纪阿拉伯的）大部分知识和材料，其源头依然是印度的农业学家和草药学家。”而在本书的后半部分，也提到了英国殖民统治对古代印度技术传统的毁灭性影响：“印度被说成是相当原始的，而且人们越来越认为它最合适的角色是为西方工业提供原材料，同时充当英国商品的市场。”结果，印度的纺织业、炼铁业和造船业都被英国殖民者成功进行了“去工业化”，连英国人自己也承认：“我们已经摧毁了印度的制造业。”窥一斑而见全豹，近代欧美殖民主义对亚洲、非洲、美洲古老文明区域技术传统的摧残，绝不只有印度这一个特例而已。

　　当然，对中国读者来说，更感兴趣的问题无疑是，两位作者在书中准备如何解答“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毕竟，与李约瑟一样，《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也承认：“1100年的时候，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尤其是在冶铁、河运和农具制造方面。桥梁设计和纺织机械也在迅速发展……直到1700年左右，欧洲的技术才堪与11世纪的中国匹敌。”

　　古代中国就“内卷”吗

　　对此，《世界文明中的技术》首先提到了游牧民族（以13世纪的蒙古人为代表）的影响。“许多发展都被游牧民族的入侵打断，甚至终止”“蒙古人入侵带来的重大灾难已经降临，投下保守和谨慎的阴云”。这番话或许可以令人联想到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的类似见解：“元朝表现其双重性格。一方面它也能继续引用现有技术上的长处……一方面已开始显示其保守性，如开始第三帝国之重农政策，禁蒙古人航海经商……如此都替朱明王朝的保守性奠立了基础。”

　　如果说这样的分析有一定道理，阿诺德·佩西与白馥兰进而断言“14世纪的分水岭”似乎就有些值得推敲了。在作者们看来，欧洲因“黑死病”重创人口，“人们自然对能够节省劳动力的机械设备产生了更多兴趣”，而明代中国“劳动力过剩日益加剧，用机器代替人力没有意义”。其实，这样的论述也很容易让人想起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所说的“内卷”——高密度劳动力投入下的劳动日边际报酬的递减。问题在于，若将明清视为整体，“内卷”或许属实，但经历元末的大规模战乱之后，明代初期的中国人口显然并不存在明显“过剩”的情况，将其归咎于“内卷”似有偏早之嫌了。

　　《世界文明中的技术》又指出，欧洲工业革命有其远因，即“把技术上的疑难问题概念化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还在不断提升”。实事求是地说，这样的分析，也颇有些“先射箭后画靶”的意味。或者换一个说法，作者似乎也不曾很好地阐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远因”。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也提醒读者，工业革命发生于英国，其实也有偶然之处。早在瓦特改良之前，蒸汽机其实已经发明。之所以会在英国出现技术革新，是几个因素凑在一起的结果：日常生活需要燃料，但英国森林砍伐已尽；英国蕴藏着丰富的煤矿可以作为替代；英国煤矿的地下水位较高，要采煤需要先抽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极其不成熟（热效率只有0.5%，如今高于20%）的蒸汽机才有了用武之地：“蒸汽机只有在煤矿中使用时才能盈利。”或许这正意味着，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的经济模式，对研究其他地区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合作发明”是大势所趋

　　由此看来，本书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虽然能够给读者不少启迪，却也难言完美。或许，阿诺德·佩西虽然有一个在中国待过的传教士父亲，但在对东方历史细节的掌握上，与大多数西方学者一样，尚有欠缺之处。比如，《世界文明中的技术》说金兵破开封灭北宋在1126年，就是个明显的错误。只要查一下工具书就可以知道，这一事件发生在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换算成阳历是1127年1月9日。此外，书中又说日本战国时代的风云人物织田信长于1582年去世“使日本停止了战争”，这更是信口开河，视稍后丰臣秀吉的内外征战为无物了。而在解释亚洲内陆游牧民族的衰亡时，《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也将其解释为“他们的军事战术仍然以马匹为中心，没能有效地使用枪支”。这一论点也有“简单化”之嫌。活跃在公元17、18世纪的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就能制造火枪，后来甚至雇佣被俘的瑞典军官制造大炮。显而易见，正是由于“有效地使用枪支”，准噶尔才能以西北一隅成为清廷强敌几十年之久。譬如，雍正帝出兵讨伐准噶尔部时，宁远大将军岳钟琪认为，军队若用子母炮击贼，而贼用此大鸟枪，则击远更过于子母炮。况贼中之大鸟枪甚多，且行走便捷，而子母炮击远轻便不及贼之大鸟枪。诚然，由于政治稳定度与持久动员能力远为逊色，游牧民族在近代失势实属必然，但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于枪支的使用与否。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纵观《世界文明中的技术》全书，“不曾将非洲、亚洲和美洲写成边缘化，将欧洲写成历史转折和重大革新的中心点”。两位作者甚至注意到：“在面临类似的环境挑战时，不同地区往往会独立想出类似的解决方案。”生物学上有“趋同进化”的概念，如袋狼与狼形同实异，大约亦是如此。比如，古代美洲印第安人完成的灌溉系统，“工程质量与同时期伊斯兰世界的工程不相上下”，另外“玛雅人和东南亚农民不约而同地在雨林地区使用了类似的耕作方法”。当然，“独立发明”并非人类历史上的通例。书中也提到，从中国经过印度尼西亚和太平洋岛屿到美洲，古代都曾出现过桑树皮纸。“在中美洲，人们用一种基本上一样的树皮织物来书写玛雅象形文字——也许早在公元700年就开始这样做了。”从这种现象看，古代很可能存在中国的相关技术通过遍布东南亚与太平洋岛屿的南岛民族传播到美洲的可能。不过，作者对此并没有定论。在没有确凿的考古证据之前，这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整体而言，《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不失为“一幅引人入胜的千年全景图，展示了各种文明如何发起和适应技术变革”。（郭晔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