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绍俊

　　兴安将《穿左门走直道》推荐给我，作者名叫鄢元平，我没有读过他的小说，但从作者简介中得知他是今古传奇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今古传奇》让我眼睛一亮，这本刊物我太熟悉了，上世纪80年代我在《文艺报》工作，经常会读到《今古传奇》。这部小说写的就是《今古传奇》所发生的故事，涉及到40年来文坛的很多事情，也唤起了我对这段历史的回忆，不禁觉得鄢元平应该是我早就认识的同行似的。小说以《今古传奇》为原型，真实记录了中国通俗文学40年来的兴衰和辉煌，鄢元平是以小说的方式写了一部当代通俗文学的传播史，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一部信史来阅读。小说中写到很多刊物的决策、思路和措施，比如“包加包”“一鹏两翼”“政府市场”等，显然都是《今古传奇》在办刊过程中的实践和经验。从这个角度说，这部小说具有明显的文学史价值和社会学价值。

　　尤为可贵的是，《穿左门走直道》所反映的文学史实是一段被人们忽略了的文学史实，也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通俗文学热潮。文学界长年流行着轻视和贬低通俗文学的思潮，但《穿左门走直道》正面描写了通俗文学在过去几十年广受群众欢迎的情形以及通俗文学刊物所作出的艰辛努力，让我们看到了通俗文学的魅力。因此这部小说也是一部捍卫通俗文学尊严的小说。

　　小说本来就是通俗文学中的一种，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种。班固在《汉书》中就说过一段大家经常引用的话，他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所以古人是把小说看成是通俗文学的，但是通俗文学在文学界一直被歧视。五四新文学要让文学回归到普通民众，提出这样的口号：“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尽管他们喊出“平民文学”的口号，却拒绝接受平民喜爱的通俗文学。那个时候像张恨水这样写通俗小说的大作家，尽管拥有众多读者，却是根本没有文学地位的。学者陈平原曾说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就是通俗小说被挤压到几乎没有立锥之地的地步。这个奇迹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是一种不正常的文学现象。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思想大解放的冲击，这种现象开始得到改变，通俗文学突然在全国风涌而起。各地纷纷创办通俗文学刊物，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大大促进了中国通俗小说的迅猛发展。其中湖北的《今古传奇》引领潮头，起到了校正通俗文学正确航向的先锋作用。这是《今古传奇》的历史功绩，它是通俗文学兴起和发展的一个显著标杆。有了这样的标杆，才会有后来学术界对通俗文学的接纳。但这种接纳又是很艰难的，一个突出的事实就是北大教授严家炎在把金庸写入文学史时，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不得不承认，直到今天，贬低通俗文学的观念仍然占主流。在这样的背景下读到《穿左门走直道》这部小说，自然感觉到这对通俗文学而言，意义非同小可，它是在庄严地宣告，通俗文学也有自己的尊严。

　　小说写出了通俗文学界的一种通达心态。他们并不在乎受不受歧视，而是在乎能不能让通俗文学赢得更多读者。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杨柳大学毕业后来到侠刊社，毕恭毕敬地把自己的一本诗集送给龙社长，龙社长翻都不翻，就丢给他一句话说：“你若不尽快放下酸臭小文人的破架子，肯定一事无成。”说完就把诗集扔进了垃圾桶里。这大概也是当时整个通俗文学界的基本姿态。虽然你看不起我，但我也无所谓，我闯我自己的世界，我闯我自己的江湖。鄢元平在小说中所写的侠刊社，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姿态去努力赢得读者和市场的，同时也赢得了自己的尊严。

　　从艺术上说，这是一部深得武侠小说神韵的职场小说。小说写了侠刊社这样一个职场，但鄢元平的写法跟现在类型小说里面的职场小说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就在于他是用武侠小说的思维和审美来书写侠刊社的人物和事件的。侠刊社所办的《侠世界》是从武侠小说起步的，而小说在构思和叙述上都借用了武侠小说的形式。小说的主要情节线是王道、杨柳、江一石三兄弟的恩恩怨怨，这样的情节线设计其实就是典型的武侠小说结构。现代武侠小说的基本构思就是要建构一个对现实世界镜像化的江湖世界，这部小说所写的是一个现实世界里的职场，却处处都映射着江湖，因此可以说，《穿左门走直道》是建构了一个对江湖世界镜像化的现实世界。你会感到侠刊社职场里面的这些人物，就像是武侠小说中的那些侠士们在比试高低，一派刀光剑影。

　　小说将职场比拟为江湖，还体现在大家都如兄弟手足一般，具有一种江湖气。他们也会内斗，兄弟之间也要打打架，但面对外部困难的时候，兄弟们就团结起来了。小说深得武侠小说的韵味，突出表现在其所张扬的是一种侠义精神。所谓侠义精神，是指民间社会用以规范人际关系的道德标准，是一种情义伦理。鄢元平就是从情义伦理的角度来塑造人物的不同性格，小说的情节和故事也主要是围绕情义伦理展开的。职场的情义伦理就是一种侠义精神，这种侠义精神可以用龙昆仑的一句话来概括：“刊社利益大于一切。”王道则说要将龙总的这句话当作信条来遵守。

　　读了这部小说，也让我对小说的雅俗问题有了新的思考。从故事性和语言的通俗性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穿左门走直道》视为一部通俗小说，但从历史性和社会性的角度来看，《穿左门走直道》应该被称为一部严肃小说，因为其思想内涵远比一些严肃小说要更为丰富。其实把小说分为通俗小说和纯小说，或者叫严肃小说，我认为是很不科学的。大量的严肃小说，特别是那些完全建立在写实基础上的小说，作者其实充分利用了通俗小说的优势。通俗小说的优势就在于讲述故事的方法更吻合读者的接受心理，因而更有利于被读者所接受，但如果非要将小说区分为通俗小说和纯小说，显然是在为发挥通俗小说的优势设置一定的障碍。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种区分呢？说到底还是文学有尊卑高下之分的思想在作怪。因为有了这种区分，就导致一些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装模作样，他明明是在写通俗小说，却不能理直气壮地写，一定要装模作样地表示他的小说与通俗小说没有关系。鄢元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没有这种顾虑，他身处通俗小说之中，对通俗小说有一种亲切感，所以也根本不会去装模作样，而是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去处理雅与俗。他将小说的三个主人公都设计为大学校园的诗人，既不是要以这种设计去嘲弄诗人，也不是要以这种设计去表现是纯文学拯救了通俗文学。鄢元平本人就是一位诗人，他看重诗人的品质，诗人的品质能够让人更加接近精神境界。比如小说写到三人在内斗中大伤兄弟情，最终是诗歌让他们消除了误会和隔阂，重归于好。他们三人接力写了一首诗，他们在诗中说：“我们终将抵达/微弱的晨曦。”

　　“穿左门走直道”，作者以此作为小说名，是寓意我们在职场竞争中，最终必须走直道、走正道。其实它也是对小说写作的一种寓意，即我们写小说，无论是从哪个门进去，通俗小说之门也好，纯小说之门也好，最终都应该走到一条直道上去，这就是写真正让读者喜欢的小说。（贺绍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