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畅

　　今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愿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烈、都更接近实现。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意义上看，“美好生活”就是“好生活”的日常表达。好生活是人类所有个体、组织群体和基本共同体的共同追求。好生活的终极主体是个人，但能否过上好生活不仅取决于个人的作为，而且依赖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个人的好生活与个人的好人格、好家庭、好学校、好职场密切相关，也需要好社会和好自然共同创造。好人格是个人好生活的充分主观条件，好家庭、好学校、好职场、好社会、好自然则是个人好生活的必要客观条件。在哲学史上，好生活历来都只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话题，实际上伦理学只能从个人的角度讨论好生活，政治哲学主要从社会尤其是国家的角度研究好生活，而好生活的问题十分复杂，需要从哲学价值论的角度进行全方位的整体性研究。

　　《好生活如何可能——基于价值论的思考》 江畅 著社科文献出版社

　　好生活作为一种生活状态，不只是好生活本身，更不是单纯道德意义上的善生活，而是一系列主客观因素构成的动态系统整体。

　　早在我国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就注意到了幸福生活的整体性。《尚书·洪范》最早表达了中国古典的“五福”幸福观，即“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礼记·祭统》云：“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对于“无所不顺”，《礼记·祭统》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如此之谓备。”《礼记·祭统》对幸福的阐述虽然有些许儒家的偏见，但也注意到了幸福之完备百顺的性质。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好生活”的概念。他所关心的问题是：“人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回答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活着，而是活得好。”这里的“好”与“善”同义。什么叫活得好？“活得好”，用苏格拉底自己的话说就是“活得高尚、活得正当”。善也是人的目的，是人的本质，活得好，就是实现了善的目的，就是获得了善的本质。苏格拉底所说的“高尚”“正当”就是善的体现，也是人的本性的实现。

　　古典思想家非常重视道德、德性，并把德性视为人之为人的本质，是他们生活的特殊时代精神的反映。在古典思想家生活的“轴心时代”，世界上几大古文明地区都充满战乱。导致这些古文明地区长期战乱和苦难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进入文明社会后，人的私欲（个人或家庭的物质欲望）日益膨胀，人们为了占有更多紧缺资源而你争我斗，尤其体现为不同基本共同体（城邦、国家）之间的战争。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的思想家通过对宇宙万物起源、结构和秩序的深刻哲学反思，发现人类的问题在于，人的私欲膨胀破坏了人的肉体与灵魂之间（古希腊的说法）或身与心之间（古代中国的说法）的平衡或和谐，人的灵魂或心在不断弱化甚至被湮没。这种灵魂或心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实质上就是德性。古典思想家认为德性是人性的体现，因此他们以获得德性为好生活的核心内容的思想，其实就是把好生活理解为生活的整体，而不是生活的某一个方面。

　　古典思想家深刻地意识到，人们的本性决定了人必然会追求好生活的物质方面，因而不必对这个方面加以关注和强调，问题在于人们为了物质上的好生活不仅忘却了好生活的精神方面，而且为了占有更多物质资源而争名夺利，导致战乱不已。因此，他们注重好生活的精神方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在今天，好生活的精神方面仍然比物质方面更值得重视。然而，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逐渐颠覆了古典的好生活观念，好生活观念从注重生活整体的繁荣或人性充分的实现转向了只注重资源的占有和欲望的满足，而占有资源最终还是为了满足欲望。因此，幸福观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可简单概括为从重视人性实现走向追求欲望满足。

　　从价值论的角度看，只有当人类普遍追求人性的自我实现时，就是说，只有当人类个体普遍具有好品质、好人格时，人类生活的共同体——社会和世界是好社会、好世界，人类的共同家园是好生态、好自然时，人类才能避免近代以来在好生活追求上存在的偏颇，克服这些偏颇导致的严重消极后果，从而过上真正意义上的好生活。无论是从本性看还是从历史看，人类都不能自然而然地具有好品质、好人格，拥有好社会、好世界、好自然。人类的好生活需要依据正确的理论来构建。因此，人类要普遍过上好生活需要价值论的规导。

　　价值论研究最重要的实践任务是为社会提供价值体系及其构建方案，从而为理想社会构建服务。价值论最重要的使命是为人类社会构建理想的价值体系，为人类构建理想社会提供总体方案。在哲学体系中，本体论通过思辨构想为人类提供本体世界，展示世界的本来面目；知识论在此基础上为人类提供多种可能世界，展示世界的可能面目；价值论则在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基础上为人类提供理想世界，展示世界的理想面目。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