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裴亚莉

　　《人生之路》成为了最近一段时间的有关“观看”的话题。

　　《人生之路》中陈晓饰演的高加林

　　在西安，搭乘出租车，和几个朋友讨论对于《人生之路》的观感。司机师傅静静地开着车。但是时间不长，他说话了，认为不能理解为什么电视剧一开始，就让高加林和高双星飙车；不能理解巧珍那样的一个贤惠温柔的陕北女孩，怎么会开着拖拉机到处疯跑。“那是不可能的呀！那不是高加林和刘巧珍应有的生活呀！”他情动于中，不由自主地用右手拍起了方向盘。

　　听了他的话，我们耐心地询问他对于这个剧的全部的、整体的看法。他首先承认自己并没有全部看完，然后告诉我们，他本人就是清涧人，读过小说《人生》，看过电影《人生》，见过路遥，一共两次，一次是从老家捎小米给路遥，一次是陪路遥到西安康复路批发市场买衣服。他说起电影《人生》，管吴天明导演叫老吴。说起电视连续剧《人生之路》，他说：“小说就那么长嘛！只有15万字嘛！拍三十几集，那不明摆着要添加进很多原本没有的东西吗？！”

　　非常可惜，那天我们的车程很短，走了没多久，目的地就到了。出租车司机的谈吐让我再次惊讶于西安这一座城市，各种年龄的“文艺青年”真的是层出不穷。下车前，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师傅，估计了一下他的年龄，差不多五十多岁。本来我们几个人是要看汤姆·汉克斯从瑞典小说和同名电影《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翻拍出的《生无可恋的奥托》，但是我们竟然忘记可能会错过电影的开头，对刚才偶遇的司机的“剧评”展开了热烈讨论。觉得这个偶遇，对于《人生之路》的评论场来说，散发着一种超级有趣的“当下性”和“典型性”。因为非常显然，这一位司机师傅的观感，和播放平台弹幕上密集飘过的对该剧的赞美，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司机师傅显然也看到了这些弹幕，听到了弹幕之外的讨论和争论，知道另外一部分观众是如何喜欢这一部剧，所以才有那么些说不完的“不能理解”。

　　——看来，如何认识这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带着强烈的冲突性的评价，已经成为了和如何解读电视连续剧文本本身同样重要的事件和对象。

　　很明显，这态度迥异的两波观众，基本上是以年龄和阅读以及观看的经验划分开的（当然不完全是）。

　　与这一位来自陕北清涧（路遥的故乡）的、在西安开出租车的、认识路遥并熟悉小说《人生》、了解吴天明并喜欢电影《人生》的观众相类似的群体，在他们的心里，存在着一个童年时期生活过的陕北、生命中四五十年或者六七十年所体验和观察过的不断变化着的陕北、路遥小说中写到的陕北、吴天明电影拍到的陕北，当然还有不同历史时期的其他作家和影视导演所创作过的陕北、新闻联播以及各种新的或者传统媒体报道中的陕北，而对于本来就爱好文艺、甚至曾经是一个文艺青年的陕北人，他/她们的内心，还更存在着一个甚至多个交织着真实经验和艺术想象的陕北。尽管这些人借以想象陕北生活的路径、媒介和机缘不同，但是大体上来说，他们之间存在着比较相同的认知，那就是认为《人生之路》里面所拍摄到的高加林和刘巧珍的陕北生活，不是他们基于上述复杂的原因所想象的1980年代的生活：最少最少，那个年代的高中生，信奉实事求是、最常见到的励志标语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体现在高考备考这件事情上，就是“埋头学习”，而不是注重对高考的仪式化呈现：所以肯定没有高考前的誓师大会呀！

　　但问题是，对于今天的年轻的观众来说，凡是参加过高考的人，谁没有经历过高考前的誓师大会呢？谁不喜欢飙车飙摩托飙滑板呢？那些从未看过小说《人生》、也没有关注过吴天明导演的电影《人生》、甚至并不知道路遥和吴天明在当代中国文学史和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的人们，《人生之路》是来自他们心中的演艺偶像陈晓、李沁的作品，聚集了国内影视界多位有影响力的演员，这些演员，不论人物是在顺境中还是逆境中，他们都能以很高的表演技艺，让人物传达出超强的自信心和感染力，以至于熟悉他们的观众，看到他们的每一次举手投足，都能够在弹幕上发出由衷的赞叹和惊呼。在各位主演的“表演”光芒的照耀下，剧情中所呈现的生活，是不是1980年代中国真实的陕北人的生活，是不是路遥笔下高加林和刘巧珍们的生活，对于这些观众而言，已经不重要了。观众满足的，是由他们喜欢的明星为今天的他们扮演了有关“昨天”的想象。

　　看来，要求今天讲故事的人一定去像路遥和吴天明一样看待历史和当下，要求今天的观众一定去像路遥和吴天明的崇拜者一样只认可小说或电影《人生》，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客观的。

　　事实上，艺术的创造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不同时代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审视、吸引和评价。从真实的三国时期的历史、到《三国志》所书写的历史、再到《三国演义》所构建和想象的历史，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三国和三国人物在不断变化。“何谓三国”这个问题的答案，因而也很难固定。中外文学艺术史上发生过的数不胜数的重写、改写、续写以及某一个故事在各种艺术媒介间的改编，都在说明着“被改写”，是每一个深具吸引力的经典故事的生命力的内在驱动所致。

　　再者，就某一个当下的时间点而言，从文艺表现来看，各种层面的各种有趣的对话，随时也都在发生。想想四十年前，路遥作为一个在北方生活和成长的作家，当他需要为自己的小说设置一个不同于陕北县城青年的人物形象的时候，他将黄亚萍的故乡，安排到了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在小说中，黄亚萍和高加林一起吟诵了白居易的《忆江南》。这个细节多么有意思！因为这说明，当北方作家路遥要为自己的人物高加林寻找一个文学性的远方的时候，那个远方，是江南。小说《人生》在《收获》杂志上首先发表，《文汇报》率先展开对于新时期农村青年的“人生”问题的大讨论，这也说明了在当时，文化和文学意义导航的上海，也在对1980年代的陕北和陕北青年，展开了对话、对视和想象。

　　而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在路遥对江南展开想象之后，上海姑娘吴玉芳来到了吴天明导演的电影《人生》剧组，勇敢地接下了扮演陕北农村姑娘刘巧珍角色的任务。这是一种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人物，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为了演好刘巧珍，吴玉芳下到陕北农村，扎扎实实地体验生活，最终为新时期的中国电影史奉献了一个几乎看不出上海痕迹的“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的陕北农村姑娘的形象——这也是一次对视。而近年来，来自上海的创作团队，接连改编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和《人生》，说明这种文艺的对视，一直在进行着：路遥和高加林们一直在想象着江南，而吴玉芳和今天的青年演员们和创作者们，也一直在想象并创造着陕北。

　　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人生之路》的观众，其实也并不是截然“分裂”的，这只不过是时代与时代对视过程中的一个特别自然的瞬间。在这个瞬间中，如果更多了解过去的人，对今天年轻观众的趣味，多一些包容，而今天的这些超大量的喜欢电视连续剧《人生之路》的观众，如果能够借着电视剧的热播，回头再去看电影和小说，那么小说和电影《人生》作为经典的力量，就再次彰显了。当你看电影，听到巧珍唱出“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望哥哥”（演唱者是冯健雪）的时候；当你读小说，读到了即便在情绪最低落时也对土地的伟力充满感情的高加林的内心活动时，你会不由得赞叹：多纯真！多动人！多美好！“富丽的夏日大地……宁静而庄严。”它们值得我们不断回首，并总是给予最高级别的敬意。

　　（作者裴亚莉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