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狸德

　　2020年，一篇随笔《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在网络上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也将作者胡安焉拉到了聚光灯下。今年4月，胡安焉的首部非虚构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递》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连日来占据着豆瓣新书热榜第一的位置。

　　快递员、便利店收银员、自行车店销售、服装店导购、酒店服务生……在步入社会的二十年中，胡安焉辗转全国各地，从事过19份不同的工作，几乎每一份都算不得传统意义上的“体面工作”。在送快递的过程中，作者像所有劳动者一样被工作改变，陷入焦虑、感到劳累，又通过阅读和写作自我审视、自我剖析，最终得出结论：“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尽管胡安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的作品不该简单用“打工文学”或是“底层文学”来概括：“我不认为我能代表别人、代表一个群体或阶层，我只能代表自己。”但必须承认的是，打工经历带给他的丰富生活经验，是大多数学院派作家都很难触及的。在快递公司就职时，作者将故意刁难他的客户加入“复仇备忘录”：“事实上当时气炸了，但为了工作还是忍住了”；又或是抱怨公司为了维护口碑，要求员工送完快递帮客户拎垃圾下楼，即使这与工作完全无关。种种与领导、同事、客户“斗智斗勇”的记录，是任何一个“打工人”都会深有共鸣的，这也是本书能够获得广泛关注的基础。

　　据此前统计，每一天，中国都有超过3亿个包裹奔跑在各地的道路上，全国物流从业者已经超过450万，快递员早已成为维系社会正常运转最普遍、最平凡的一个细胞。然而现实中，居民们却很少和他们产生交流。好像快递员们既没有情绪波动，也不会被记住具体的样貌，只是新闻中常常失权的一个形象，或是象征消费蓬勃生机的一个数字。

　　另一边，从胡安焉本人的视角看来，工作对人的异化同样是无法抗拒的趋势。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塑造过一个流水线工人的形象——重复、机械的劳动让他看到所有六角形的东西都想要上紧发条，到最后连人的鼻子和衣服纽扣都不放过。类似地，作者在快递公司工作时，把自己“看作一个时薪 30元的送货机器，一旦达不到额定产出值就恼羞成怒、气急败坏”。胡安焉根据月薪将自己的“劳动价值”精确到了每分钟0.5元，这在打工期间成了他生活的“度量衡”：上厕所的成本是1元、一顿午饭25元、等待客户接听电话也要花掉0.5元的时间成本……被束缚在一串串数字中，自我的迷失几乎是当代人在工作中面对的集体困境。

　　与其他此前“出圈”的劳动者主题作品相比，《我在北京送快递》既不流于描述苦难，也少见制度层面的尖锐批判。如果说《我是范雨素》中“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或是富士康诗人许立志笔下“左手用于白班，右手用于晚班/老茧夜以继日地成长/车间，我的青春在此搁浅”等作品中蕴含更多的是个人对社会的外向思考，那么胡安焉的作品则为更多读者树立了一个向内探寻的范本。

　　在书中，胡安焉不断追问“自由”何所在，幸运的是，他也恰恰通过持续的阅读和写作抵达了“自由”。后记中，作者写道：“所谓自由，实际上不在于你能意识到什么，而在于你想有什么。自由是一种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上的个人追求和自我实现，是一个人真正区别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内容。”可以说正是写作本身，让作者摆脱了单一的“工人”标签，而能够感受到生活中更多“平凡隽永的时刻”。

　　不管是已经踏入社会的职场人，还是即将面对身份转变的毕业生，《我在北京送快递》或许都能为读者留下一些思考——如何正确对待自我与工作的关系？人能够用什么方式定位自己？在生活这个巨大的场域中，工作之外的另一个坐标轴还有无数种可能。它或许是写作和阅读，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狸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