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麻文琦

　　北京人艺2023年的开年大戏《正红旗下》，被赋予了很多的意义，人艺院长、也是该剧的导演冯远征是这样表达的：“人艺的开局演的是老舍先生的《龙须沟》，所以70周年后人艺的新开局，也用了老舍先生的作品。老舍先生的原著加上李龙云先生的改编、续写，我们希望用这两位京味作家的作品来开启人艺新的征程。”从这番话里，我们能读取到一种赓续传统的责任以及开创未来的信心。如此，《正红旗下》便以一种臂挽传统、目视前方的姿态，作为新征程开启的第一步迈上了舞台。那么，如何评价人艺新征程的这第一步呢？

　　摄影/李春光

　　一群人的事不仅是这群人的事

　　演出结尾，当老舍（尽管我知道他只是于震）笑吟吟地对观众念叨着：当年《龙须沟》就是在这里上演的，后来又演了《茶馆》，今后我的作品也许还会在这里演下去的。我瞬间充满了感动，首都剧场也变得神圣起来，我似乎看到了过往的历史奔腾着，不可阻挡地变成一个又一个永续的明天。

　　所以要论作品所负载的意义的多重性，搬演《正红旗下》的确是不二之选。不过，选择排演此剧，也意味着创作者选择走上了一条充满挑战的征途，因为《正红旗下》的文本基础并非那么的坚实和完满。对人艺这版演出进行评价，应该首先对此抱有充分认识。

　　老舍的原著毕竟只是残篇，尽管有鲜活的人物，但缺乏整体性，对一个作品极为重要的“意”，在原作那里更像是弥散飘忽的烟，似乎有自己的方向，但最终会被风轻易吹散。当然，谁都能从那部未完成的小说中读取到，老舍想写的不仅是自己家族的遗事，他还想由此生发出家国的情怀、民族的命运、历史的沧桑。可这份追求对李龙云的改编来说是巨大的挑战，他如何能够在老舍出生到八国联军进京这一年多的时间框架里，通过正红旗下那些动辄“姆们旗人”的人，那些提笼架鸟“无论魏晋”的人，那些跑不了马射不了箭只能戏台上耍刀枪的人，和他们的种种行状，去做到从群像到家国的勾连，从历史到当下的贯通呢？

　　我们知道契诃夫的《樱桃园》做到了，像柳博芙这些俄罗斯庄园主和他们的仆人们，跟《正红旗下》里面的人物是多么相像。而契诃夫之所以能够让他笔下那些与我们隔着千百重时空的人物，产生出可玩味的意味，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找到了一件事——买卖庄园。这件事不仅与剧中所有人物的命运相关切，而且其内涵的“变换”主题能够具有多重指涉，从而极为艺术地将一群人的事写成了不仅仅是这群人的事。

　　加入悲剧仍然不能带来深沉感

　　李龙云的改编却没能找到合适于《正红旗下》的“这件事”。这怪不得改编者，再高明的创作者也无法为《正红旗下》虚构出类似《樱桃园》中那么“合适”的一件事。所以，李龙云只能将他的剧作结构设计为“一件事又一件事”，就像演出开场时那队迤逦前行的人马，牵着骆驼的，拉着儿女的，背着行囊的，举着柳枝的，架着风车的……

　　于是，观众便看到了大姐的婆婆、老姑奶奶、云翁、正翁、大姐夫、博二爷、多老大、定大爷、守城的清兵、扯闲篇的皇城百姓的桩桩件件的可笑可叹之事。它们一一呈现在舞台上，当然能够以其无聊、琐碎、荒唐、滑稽、狭隘、盲目来折射大厦将倾。但这种写法所能造成的艺术效果取决于接收者所处的时代状况，如果社会现实危机重重，那么《正红旗下》会形成强烈的历史讽喻性和社会批判性；如果并非如此，李龙云的《正红旗下》很容易就变成有关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人群的风俗喜剧。

　　李龙云对此是有判断的，他不想让作品停留在对人物荒唐的不断展示上，于是在剧本的后半部分，他开始更多地表现伤痛场面了：老舍父亲的死亡、“姆们旗人”被德国军官扇耳刮子、报国寺的焚毁……这些场面大多是李龙云的自创，这表明他想在剧终前创造出一种沉甸甸的感觉，于是他选择了悲剧性的处理方式。

　　可这种构思并没有取得成效，作品没有因为人物被扇耳光，在表意上就变得更加深刻、丰盈；即便加上了报国寺的“灾难”戏码，也仍然无法为作品带来深沉感。李龙云的改编本实际上越到后头越失去了自然的风致，显得刻意和做作。这是因为他太想将《正红旗下》前半部分旗人们的浑噩之事变成后半部分天下人的兴亡之事，而“姆们旗人”就在他所安排的一系列打击中，要么痛苦地自我谴责——“我咋那么想活着”，要么彻底地走向觉悟——“大劫过后定将削发为僧”，这种处理让他剧本最底层的叙事逻辑几乎变成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模式。

　　从弥散飘忽的“意”中提取一个“魂”

　　李龙云的编创历经了15年，这个时间的长度在告诉我们，从原作那弥散飘忽的“意”中为剧作提取出一个“魂”是多么的艰难。人艺版《正红旗下》的另一位导演闫锐曾谈及如下想法，“我们……在舞台上要让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国、一个民族，众生的血与肉、灵与魂同现今对话。”我以为这番话是在进行宣示：人艺的舞台创作团队想要通过自己的再创造为作品再次炼“魂”，让《正红旗下》与观众之间的这场对话继续进行，而且要比前人进行得更加具有意味。

　　因为演出仍然是以李龙云的剧本为基础的，那么在我看来，观察人艺演出到底做得如何，有一个很具体的角度，即：他们是否弥补了李龙云原剧本的不足。让旗人们的浑噩之事变成天下人的兴亡之事，依靠目前悲剧场面的铺排是达不到目的的。那么，在基本格局不变的情况下，能通过一种怎样的艺术处理让正红旗下这些旗人们的故事变得发人深省呢？发人深省的前提是创作者自己得“省”，而人艺的演出很好地证明了他们思想的敏锐和高度的艺术创造性。下面这个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

　　演出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在上半部，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又一场的荒唐。如此累积下来，实际上到上半部演出要结束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审美疲惫了——因为再这么演下去，看到的也不过是这些人物无可改变的滑稽。可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场面——八旗出征。一瞬间，原本的闹剧氛围突然变得凝重。这是因为创作者在李龙云写就的那一场又一场滑稽戏的背后，体悟到了一种历史的沉重感。于是他们用八旗出征的场面，将观众的思绪拉回到大清政权“其兴也勃焉”的那个最威武雄壮的岁月；同时由于这一场面处理得比较像一个仪式表演，于是它似乎又在传达着这样一种意思：历史上所有的壮观威仪最后都会变成舞台上的装扮，不过是一出戏而已。

　　这个场面带来了很多的感触和联想。因此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需要深邃的思想作为基础才能被创造出来的场面。而只有创造出类似这种场面，才能弥补原剧本的欠缺，才能够把观众带向更深层更活跃思想层面。因此，绝对不能小看这个处理。这个处理体现了人艺这个创作团队具有一种超拔的视野，他们似乎有一种俯瞰事物的能力。而这种俯视感恰好通过舞台设计完美地显现了出来——四合院的“屋顶”是全剧的核心视觉元素，“就像我们站在景山上俯瞰北京”。创作者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平视的、似乎能够扫描全景的眼界。而这种眼界不只是舞美视觉意义上的。

　　有些遗憾的是，类似上半部的这种处理没有在下半部演出中看到。李龙云把剧中人物的命运导向了悲剧，人艺的演出并没有改变这一叙事逻辑。但他们应该改变的是这一叙事逻辑最后带给观众的情感思想反应，所以他们本应该继续保持那种超拔，用一种新的眼光引导观众去审视报国寺的灾难以及人物那些新的选择。

　　不过，这算是一种苛求。人艺的这版演出已经很棒了，值得高度肯定。这是因为创作者在应对一些非常艰难的创作问题。而他们在这次迎接挑战的过程中，展示出了令人惊喜的思想性和艺术创造性。（麻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