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飞　李宇鹏

　　日本著名动画导演新海诚近日携新作、动画电影《铃芽之旅》来到中国宣传，并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一时间，新海诚继《你的名字。》（2016）、《天气之子》（2019）之后再度掀起话题。据了解，这部影片仅凭预售票就高达9000多万元，至今已突破8亿元人民币票房，当之无愧地成为近年来的爆款动画片。尽管集导演、编剧、原作于一身的新海诚在数次访谈中坦言这部影片很不“世界系”了，但作为“灾难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铃芽之旅》一方面依然延续着他一以贯之的“世界系”式的灾难叙事的表象，另一方面又有意地跳出或超越这种范式，通过铃芽与小板凳∕草太在日本列岛的灾难地之旅而完成了自我救赎之后，似乎彻底告别了发生在2011年的“日本3·11地震”（以下简称“3·11”）所造成的创伤记忆。

　　“世界系”的变奏：作为主体的铃芽与“3·11”创伤记忆

　　《铃芽之旅》主要讲述的是日本高中生女孩铃芽邂逅了一位称“闭门师”的男大学生宗像草太。因为铃芽无意间打开了废墟中的往门，拔起了镇压蚓厄所引发的地震灾难的要石。要石变成了名叫“大臣”的一只小猫逃走后，并打开一扇扇门引领铃芽来关闭，“大臣”将草太变成了铃芽幼年时母亲为她生日亲手所做的小板凳。于是，铃芽为了抓回“大臣”，就与小板凳（或“草太”）结伴而行，从九州出发，经由四国爱媛、关西神户、东京，最后到达日本东北的宫城县、岩手县，开启了关闭灾祸门之旅。

　　表面上看来，这部影片是在少男少女纯爱的“你和我”关系与蚓厄引发地震的“世界危机或末日”这一“世界系”基本范式的双重叙事中展开。但与之前不同的是，铃芽跟随草太一起携手关闭往门，封印蚓厄灾难，其缘由并不是建立在“恋爱”的基础上，而是由于铃芽本身的“过失”。这与其说是两人彼此间想象性的恋爱关系，毋宁说是铃芽主动承担自己责任的使然；另一方面，小板凳既是母亲所留遗物，也是铃芽童年的创伤记忆。倘若认为铃芽与草太之间存在着爱恋的话，那么小板凳不仅象征着铃芽“现世”中的恋爱对象，而且也承载着“常世”中丧母的创伤记忆。有趣之处在于，要石将草太变成小板凳的这一行为，也就意味着要石将铃芽这份当下的恋爱封印在过去的记忆中。在这个意义上说，《铃芽之旅》讲述的是没有恋爱的“恋爱”故事。有人认为与铃芽形成这种貌似恋爱关系的并非是“小板凳”或草太，而是“大臣”。但在我看来，从整个叙事来看，大臣或许是铃芽另外一种自我隐喻，准确地说是幼年铃芽的化身。因为影片中，当铃芽初次见到“大臣”时说出“你要不要来我家呀”与环姨妈对经历“3·11”地震丧母后的小铃芽说出“以后就来我家吧”具有同样的所指效果。也就是说，在建立疑似家族关系的意义上，铃芽之于“大臣”等同于环姨妈之于铃芽这一同构意味。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大臣为何一直引领铃芽从九州到东北，以及前半段“大臣”邪恶，后半段突然转变，最终牺牲自己。因此，铃芽成为本片“唯一”的主角（事实上，与前两部作品相比，这一点也可以在该片的海报中得以印证），改写了既有“世界系”范式所呈现的“男女主角”或“你与我”的功能角色。

　　如大家所知，尽管《铃芽之旅》所描写的“世界末日或危机”是结合了“往门”（生死门）、 “常世”（死者场所）、“蚓厄”（地震灾难）等日本民俗神话元素的世界观设定，但同时也是首次直面了“3·11”事件。其中，不仅直接描绘了地震引发海啸后的诸多真实的废墟场景（比如船压在民宿房子上的那张著名照片），而且以铃芽作为幸存的“3·11”之子的视角表现了这场灾难对受害者造成的挥之不去的创伤梦魇（比如开头铃芽的梦境，以及铃芽翻开童年的日记本——特写画面下“3·11”字样与涂黑了所有文字的隐喻）。不过，与一般“世界系”的末日或危机所指的一些宇宙战争或地球爆炸（《星之声》《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等科幻式抽象的“大问题”所不同，这部影片将“世界系”经常被诟病或批判的缺失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这一“3·11”事件纳入其中。除此之外，与此前相比，作为主角铃芽与小板凳（或“草太”）内心独白逐渐减少，人物之间的对话反而增多。比如影片中无论是铃芽叛逆的不满，还是环姨妈的内心委屈，都是经由彼此“欲望伦理”的语言当面表达而让人们重回象征秩序。换句话说，《铃芽之旅》既不是“御宅族”式的“想象界与实在界之间的短路”，也不是“世界系”式的“社会领域”的缺失。在这一点上，将虚构的抽象“大问题”转换为“3·11事件”这一具体问题上，是否意味着“世界系”这一概念本身的终结或变奏？

　　告别“两种”灾难记忆：旅行、他者与连带

　　新海诚接受采访时所说，第一，现在许多日本人“对‘3·11’已经没什么记忆，言说它的语言也在逐渐的消失，所以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其呈现出来”；第二，影片创作于三年疫情期间，对人们的恐惧或不确定的灾难有了进一步反思。结合这两点，让我不得不从“讲述神话的年代”再对此做一点延展分析。也就是说，它所展现出来的是将特殊性的“3·11”与全球疫情具有了“灾难”意义上的同构意味。

　　为了回应对这两种“灾难”的思考，这部影片采用了“公路片”形式，一方面正如有人指出：“正是呼应了世界在疫情笼罩下无法自由旅行的现实”；而另一方面或许这部影片最重要的并不在于“铃芽” （或借用铃芽之口），而在于“旅行”或“观光”这一行为本身。尽管我并不知新海诚是否读过东浩纪所著的《弱关联》或《观光客的哲学》这两本书，但在我看来，《铃芽之旅》的内核思想与东浩纪在“3·11”之后所要建立的“福岛第一核电站观光地计划”这一项目的初衷如出一辙——即使不被人理解或被骂，也要执意唤起人们对共同灾难记忆的言说。事实上，该影片在日本上映时，就遭到了一些亲历者猛烈批判（比如“消费灾难”或“完全不顾那些受难者的内心”等），甚至由于应激反应而中途愤怒离场。

　　新海诚在这部影片中最大的野心并不止于“3·11”，而是经由“3·11”来试图完成一部日本百年重大灾难史的影像书写。细心的观众很容易就能发现，铃芽与小板凳∕草太之旅是从九州出发，到爱媛、神户、东京，最后到达宫城、岩手县的这一系列地点几乎都一一对应或映射了日本20世纪发生重大灾难的重要场所，即“4·14熊本地震”（2016年）、“阪神·淡路大地震”（1995年）、“关东大地震”（1923年）、“3·11日本地震”（2011年）、“三陆大地震”（1933年）。与此同时，影片有意设定了铃芽一路上不仅邂逅了与她分享很多属于她们年龄段的少女话题的同级学生千果；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幼儿，并经营一家小酒馆，载着她们从爱媛到神户的瑠美；以及开车带她从东京前往宫城县的草太朋友朋也……这些人不仅为铃芽提供免费食宿，还为她整理行装、为她打气。尽管这些人与主要剧情无关，却极端重要。因为铃芽与这些人的邂逅，不仅让她完成了内心伤痛（与母亲、与环姨妈）的自我疗愈，而且在建立与他者之间的新连带可能的同时，也让她告别了自我，真正地回归到公共性的“社会领域”。比如当铃芽担负责任救出草太之后，回溯了铃芽之后与她们再次相遇的场景。显得别有意味的场景是影片开头铃芽向睡梦中的年轻女性喊道：“妈妈？”最后表明，她并不是铃芽的母亲，而是长大后的铃芽。幼年的铃芽开门-关门之后回望长大后的铃芽，画面切换，长大后的铃芽关门的场景，意味着只有在现世中长大后的铃芽在经历与“他者”邂逅之后，与在常世中幼年的铃芽同时关门，铃芽才能告别那场灾难或丧母之痛，从过去的创伤记忆解脱而获得自我的救赎。

　　或许这部影片最大的启示在于如何生存的问题。毫无疑问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已然改变了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及其思考方式。正如铃芽在常世中救草太，草太与铃芽之间彼此的内心呼唤——“因为遇见了你”“我不想消失”“我还想活下去”（反复）“死掉好可怕”“想活着”（反复）“继续活着”“一个人好可怕”——似乎契合了当下所有人的一种心理结构。此时，小板凳曾经所象征着铃芽丧母后过去的创伤记忆置换为与草太现在的未来爱情的希望。铃芽最终拔出小板凳或救出草太也就意味着拔出了自己童年内心深处的那份伤痛记忆，朝向了未来的“他者”。

　　尽管这部影片或许既是携带着商业∕主流的、治愈系∕冰淇淋式气息，也有“消费”灾难之嫌，但对于处身于当下的我们来说，似乎以“活着、看见”的方式启示着我们需要告别过去，可以以“铃芽之旅”的方式“拒绝”遗忘，让我们重新思考一种关于“他者”或“连带”的别样可能。

　　（作者王飞系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日本北海道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李宇鹏系山西大学文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