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丰

　　德国记者伊丽莎白·冯·塔登的《自我决定的孤独》完成于2018年夏天，这是一本以“身体”为主题的书，她的写作可谓及时，因为一年多之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她要讨论的主题变得更为重要：我们是否不可避免地踏上一条通往孤独的旅程？

　　最近几年，相信有很多人都在思考身体与“距离”的关系。我们戴着口罩，防止病毒入侵；如果有人感染，大概率会被“隔离”。即便是在正常秩序中，我们也会感到困惑：人与人的距离，到底多远是合适的？

　　《自我决定的孤独》讲述的就是这种“距离”的现代史。在作者看来，这段历史开始于1757年巴黎的一场酷刑，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的开篇也详细讲述了这个酷刑的场景。酷刑和暴力，是对人身体的摧残，施暴者和受害者的距离这时候是“负数”。

　　伊丽莎白·冯·塔登认为，人类进入现代，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认识到暴力和侵犯给人带来的恐怖，强调同情心和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在巴黎和伦敦，聚集了越来越多的“陌生人”，现代城市开始强调人与人的距离感，并把这当成一种“进步”。

　　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发生了这样的过程：人们从乡村迁往城市，从大家庭变成小家庭。所谓“现代”，就是“大家庭”变成个体的过程，不管是在法律还是居住方面都是如此。

　　这是一条“身体解放”之路。我们会强调个体的感受，当我是“一个人”的时候，我是安全的。我们习惯戴上耳机，就是为了创造一个声音上“一个人”的环境。我们对他人感到警惕，在地铁上，女生可能会担心被偷拍；我有一个男性朋友则有相反的担心，他神经质地认为，有人在怀疑他偷拍，这让他不敢举起手机。

　　这可以理解成一个“重构空间”的过程，居住空间在变，人与人的“安全距离”也在发生变化。

　　如果把对安全的追求推到极致，就是独占一个房间。这成为一种流行的观念，伍尔夫就曾写过一本书，主张“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拥有独处空间，在当下已经是占统治地位的生活主张。比如，关于育儿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孩子什么时候开始独睡。房地产商最喜欢这样的叙事，他们会开发各种改善的户型。而在今天的大城市，一个人居住也越来越流行。

　　于是，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场景：一个人老了，随着亲人离世，他的房间越来越大。他只能求助于科技进步，找机器人来照顾他？但是，纯粹“无接触”的环境，真的能让人感到幸福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发达国家，“独自老去”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如何让独居老人得到照料，则是很多学者研究的重点。

　　伊丽莎白·冯·塔登在书中有一个重要的主张：来自手指的接触和抚摸，对人的健康相当重要。科学家证明，儿童离开声音可以长大（会是聋哑人），离开视觉也可以长大（盲人），但是如果没有“触觉”，人根本无法发育，会很快死亡。人在母亲的子宫里就得到抚慰，而出生后最重要的其实是父母的“抚摸”，这不但给人最初的安全感，而且给人能量。

　　或许我们的方向错了：真正的安全感，来源于信任和爱，而不是距离感。这就是现代人的一个悖论。人与人的接触会带来危险，酷刑、暴力乃至性骚扰，对人都是极大的伤害，于是我们相信“距离”是安全的保证。在通往现代的途中，我们围绕“距离”创造了复杂的社会和法律系统，来获得安全感。

　　我们确实部分得到了“安全”，但同时也得到了赠品，那就是“孤独”。我们的人生智慧，就是在“安全”和“孤独”中间不断评估，作出取舍。到了老年，人类迎来最孤独的时刻，却发现同时失去了安全，因为身体的衰老让人处于危险之中。最出色的照顾，是一大家人住在一起，但是所有国家都在丢弃这一点，而且把这当成是“落后”。

　　真正的出路在何方？伊丽莎白·冯·塔登给出的答案是向婴儿学习：信任他人，拥抱“他者”，尽量和“他者”产生共鸣。

　　这当然有点乌托邦，因为人类已经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童年。“他者”会给我们带来危险，有时候是暴力侵害。但是，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他者”，我们终究无法确立自我。我们必须一边“疼痛”，一边尝试去信任。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最新一本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妥协社会：今日之痛》处理的也是同一个问题。他注意到，现代人的一个趋势是逃离痛苦。“现代”之前是暴力社会，统治建立在暴力上；到了现代，则是一种“规训社会”，统治者放弃肉体威胁，转而精神控制；而到了所谓“后现代”，则是一种“妥协社会”：权力让你感到快乐，并且以为被统治就是自由——想想吧，我们是多么开心地把自己交给了手机。

　　韩炳哲认为，“逃离痛苦”会催生出一种麻木，最终让人失去“人性”。这和伊丽莎白·冯·塔登的看法是一致的。疼痛让我们得以确信自己仍然活着。我最近就有真切的体会：有一阵子，我放弃了跑步，因为每次尝试跑步都会发现身体有各种疼痛。等我读完这两本书，尝试换一种方法对待疼痛，努力去寻找、感受和拥抱疼痛，于是我重新跑了起来。（张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