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　他的作品“是一种罕见的文学现象”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米兰·昆德拉的十多部作品在我国不断地出版发行，可以说这是一种很罕见的文学现象。”7月12日晚，获悉米兰·昆德拉去世的消息，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2002年5月，上海译文出版社购得昆德拉13部作品在中国内地的中文版权。翻译所用的，是从昆德拉家中拿出来，由他亲自指定的法文“定本”。对于这一情况，赵武平称2001年他在德国工作时，跟米兰·昆德拉的出版人有联系。“2002年，我到法国巴黎他的家中，与他建立了固定的联系。那时，他已是70多岁的老人，他的身体还可以，初次见面虽然和我谈的不多，但我能感觉出他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人。”赵武平回忆道。

　　此后，赵武平每年都会去巴黎看望昆德拉。他在自己创作的《人如其读》一书中，有一篇《左岸隐士昆德拉》的长文，记录了他与昆德拉的一些交往故事。昆德拉关切地询问自己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版销售情况如何？赵武平回答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中国曾经拥有数十万读者，而《身份》（即中译本《认》）的总印数不过才两三万。

　　紧接着，昆德拉又问赵武平这两本书都读过么？更加喜欢哪一部？赵武平稍微停顿思考后表示，作为关注社会思潮变革的读者，他是偏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因为它是第一部开启我们了解一代捷克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讲，我把它当成捷克的一段历史来看，我和我的朋友都被深深打动。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我更喜欢《身份》，因为我注意到你的意趣在变化，你所考察的普通人在消费社会时代的消极命运，更能使我感同身受，促使我以小说人物的遭际，去检验自己的身份和命运。”

　　赵武平告诉北青报记者，在他看来，相当多的外国作家作品出版了一两部后，就销声匿迹了。而昆德拉的作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一直到21世纪初，他仍有新作问世。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并没有因为他的小说政治、文化背景而被新的读者所陌生化，包括现在的小读者仍然在读他的作品。对此，赵武平认为这是一种很罕见的文学现象。

　　“昆德拉的十六七部作品这些年一直在中国不间断地出版，而且有持续的影响力。其中《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我没有确切地统计过到底出版了多少本。这种经典作品每次一开印就是两三万册，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畅销书了。”赵武平说道。

　　采访中，北青报记者还了解到，就在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在计划出版昆德拉的一本文集，讲述他对捷克在欧洲历史文化和社会地位方面的研究成果。（张恩杰）

　　追忆　他是“最后的精神贵族”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博雅特聘教授、原法语系主任董强是米兰·昆德拉的中国学生。7月12日董强获悉恩师离世，心情很沉痛，他向北青报记者讲述了与恩师昆德拉的一些交往故事。在他来看，昆德拉是“最后的精神贵族”，“他对媚俗的批判，对现代性的怀疑，让他有非常高的精神高度。”

　　谈及与昆德拉的初次相遇，董强称，当年他到法国留学，人生处于很迷茫的时候，“因为当时我的生活有些困难，在我无助的时候，我选择了昆德拉，我知道他在法国巴黎高等社科院招博士生。所以我给他写了封信，他就收我为学生，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在他的支持下，我走上了法语文学研究道路。”

　　受疫情影响，董强已经有好几年没去过法国巴黎了。他与昆德拉的最近一次见面也已经是五六年前的事了。“那时，他已是近90岁高龄的老人了，他怕我找不着他家，专门到地铁站来接我。

　　这次见面，昆德拉询问了董强一些近况，他们开心地聊家常。谈到作品，董强说，他翻译了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这本理论著作。在他来看，昆德拉让人们重新对文学萌生热爱，这种热爱不是传统的神圣感，而是带有笑声的。“昆德拉的文字充满讽刺，他让我们对文学的游戏性和功能性有了更多的认识，他更创造性地让小说和音乐成为对标的系统，所以他的小说结构语言是那样的与众不同。他是独一无二的。”

　　董强还与昆德拉聊起了法国文学。他对法国文学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带有一些批判的眼光。在董强看来，昆德拉一大特点就是他后来用法语写作，但是同时他依然是个世界作家。（张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