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景新

　　近日，电影《长安三万里》的热映，说明人们对唐代文化艺术具有极高的兴趣。唐朝是诗的国度，影片选择以唐代著名诗人为主角，那是再明智不过的。唐代又是一个各类文学艺术都发达的时代，书法就是其中能够反映大唐气象的一种艺术形式。

　　李白《上阳台帖》。

　　怀素《自叙帖》。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颜真卿《勤礼碑》。

　　张旭《肚痛帖》。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李白 大唐气象的第一把钥匙

　　一部杰出的著作（《中国文化概论》，张岱年等著）这样斩钉截铁地评价李白：“盛唐气象最杰出的代表首推李白。”另一部同样杰出的著作（《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说：“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长安三万里》的第一主角李白，作为诗人，是解读大唐气象的第一把钥匙。而书法家李白，也是不可绕过的艺术存在，《上阳台帖》便是他留给世人的一块瑰宝。

　　我们把想象力放回天宝三年（744年）：李白与杜甫、高适这三大诗人相约而往游王屋山阳台观，一路上清新而壮丽的山山水水扑面而来，到观中不见了老友司马承祯道长，却看到司马生前绘制的山水壁画。感情丰富的李白，急切地要把瞬间的感受写下来，于是挥毫泼墨，几行云烟顷刻留在斑驳的纸上：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李白所写内容是山水实景还是壁画景色，已不可分辨，但觉纸页浑然一片，勃发之气通过山之高、水之长、景象之千变万化、笔之老、风格之清壮，一一展示出来。语句简洁有力，于自然清新中透露出雄豪之象。

　　关于《上阳台帖》的四个主体句子，人们一直存在两个误读，在此须作说明：第一，被看作是李白自咏的一首四言诗，这是误解。古典诗歌都是押韵的，这四句并不押韵，不是诗。如上所云，李白当然完全可以写出一首或多首诗，但情之所至，已经迫不及待了，于是随手挥洒了这四句，句句是诗，却不是诗。相类似的事过去也发生过，他在登临黄鹤楼时，本想写诗，但看到崔颢的题诗后，打消了题诗的念头，留下两句不完整的诗句。第二，“何”字通常被解读为“可”，这又是一个误解。《上阳台帖》经过岁月的侵蚀，已经有多个字被剥蚀掉或被部分剥蚀掉，第一行的“水、长、物、象”四个字和第三行的“壮”已基本不可辨析，而此作太白文集中并未收录，那么，人们是怎么翻译出来的呢？幸而在帖后，宋高宗的跋语将四句录下，宋高宗看到该帖时，字迹还是清晰的。惜乎今人翻译时，把高宗明明录下的“何”字解成了“可”。从现帖看，“可”字左边的单人旁是被岁月剥蚀掉了。李白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一支老辣之笔，清新壮丽的万千景色又如何能够表现出来呢？如果是“可”，那语义就不通顺了。

　　从书法艺术看，《上阳台帖》可谓笔落天外，行、草相间，轻重相连，拙巧相生，顾盼有致，情生其中。风格雄浑而飞动，线条腴厚而飘逸，内涵丰富，变化无穷，实为自张旭到颜真卿之桥梁。元张晏的评论超然尘表：“谪仙书传世绝少，尝云：欧、虞、褚、陆真书奴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积习可到。观其飘飘然有凌云之态，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尝遍观晋、唐法帖，而忽展此书，不觉令人清爽。”

　　《上阳台帖》，经过千余年传奇式流传，辗转而入故宫博物院，成为国家一级文物中的“国宝”，被鉴定为“一级甲”。此件既是李白传世书法的唯一，我们不妨展开符合逻辑的想象：

　　李白一生遍游祖国大好河山，广结诗书缘，行程何止三万里？而每经一地，每到一处，必然挥毫留诗。李白的三万里人生之旅，是诗之旅，又何尝不是书法之旅？试想，假如当时的墨宝，与《清平调》一起得以流传后世，那将是书法史上一件怎样惊艳的大事？

　　张旭 盛唐时代的高峰和枢纽

　　关于书法的时代特征，人们常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其实从文化史高度看，唐代书法更伟大的价值在于直观展现出大唐的审美风尚，很好地阐释了大唐气象。何谓大唐气象？大唐气象就意味着气势恢宏，意味着文化包容，意味着人才济济，意味着个性张扬，意味着积极创新，意味着精神昂扬。唐朝书法从初唐开始，一路浩浩荡荡，至盛唐和中兴时代达于鼎盛。而张旭，既是一座高峰，又是一座枢纽。

　　张旭与李白同在“饮中八仙”之列，加上舞剑的裴旻，被文宗皇帝封为“三绝”，诏告天下。据说大画家吴道子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懒于作画，裴旻为之舞剑，“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而下，观者数千人，无不悚栗”（《独异志》）。于是，吴道子兴起，挥笔画于壁间，道子平生得意之作无有可敌者。裴旻剑舞、张旭草圣、李白诗歌遂。世人只道张旭草圣得力于公孙大娘舞剑器，难道于与自己并称“三绝”的裴旻之剑舞无得哉？

　　说张旭是一座高峰，是因为张旭的书法创作确实了得。

　　从创新的强度上看，“二王”以来无出其右者。但张旭把草圣一变而为狂草，并且将个性张扬到极致。他的艺术高度，来自从大自然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哲学体悟，将自然人生之“道”，完全贯穿于书法行为之中，从而使草书艺术达到与道并行的境界。

　　张旭曾自言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其神。韩愈说张旭观于天地万物寄寓于书法，变动犹如鬼神，不可端倪。张旭性情豁达狂放，喜欢饮酒，醉后更加不拘小节，常常“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在癫狂状态中完成创作，天下呼为张颠。《唐国史补》：“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艺与道合，再加上其个性的张扬，造就了张旭狂草难以被逾越的高度，也使张旭的草书成为大唐气象的一大代表。张旭去世后，杜甫悲哀地叹道：“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明王世贞谓张旭的草书“出鬼入神，惝恍不可测”。《古诗四帖》《肚痛帖》等成为狂草的经典杰作。

　　说张旭是一座枢纽，是因为张旭是一位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

　　在张旭之前，唐朝书法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探索。建国之初，唐太宗提倡和亲自创作极大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朝中产生了许多名家，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都在继承“二王”正统的基础上开始了新变。则天皇帝乃是一代英杰，也是书法高手，她的《升仙太子碑》，被书法史家认为已萌盛唐气象。底气已足，至盛唐张旭而迎来了书法的大变。

　　张旭的母亲陆氏是初唐大书法家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柬之的侄女。张旭在继承家法，博学“二王”、张芝以及初唐众多大家的基础上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创新。他不仅狂草达到顶峰，楷书亦自精妙无穷，如颜真卿所云：“楷法精深，特为真正。”其经典楷书《郎官石记》已具中兴楷书气象之端倪。

　　张旭之法下传，便有两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怀素和颜真卿。怀素是张旭再传弟子，性格和创作状态与张旭极为相似，在狂草方面得其真传而有所发展；颜真卿则成为在楷书方面显示大唐气象的丰碑。

　　颜真卿 中唐趋于理性的现实主义

　　正当大唐在各方面都达鼎盛之时，安史之乱爆发了。虽然在安史之乱过后很快又迎来中兴时代，大唐气象仍在延伸，但盛唐那种极度外露的浪漫主义色彩减弱了，转而趋向理性的现实主义。如果说张旭代表着盛唐浪漫主义大唐气象的话，那么颜真卿则代表着中唐现实主义的大唐气象。

　　颜氏一家皆为抗击叛乱的功臣。颜真卿的兄长杲卿和侄子季明，皆在抗击安史叛军时壮烈就义，尤其是颜季明，正当英年而惨遭杀害，归葬时仅存头颅，令颜真卿悲痛欲绝，哀思郁勃，而写出《祭侄文稿》。此作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相对于王羲之“天下第一行书”是一次行书的新变。颜真卿本人虽然看到了抗击安史之乱的胜利，却在大唐中兴过程中，死于另一个叛军李希烈之手。三百年后，苏东坡将要离开海南时，用灯芯纸给门生姜唐佐留下一联曰：“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穿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掌。”就是要让姜唐佐明白，做人就要具有颜真卿和张睢阳那样的忠义节气。

　　颜真卿虽然在行书上创造出千古绝唱，但真正能够彰显大唐气象、使其雄秀独出的还是楷书。在天宝五年（746年）得张旭真传之前，颜真卿经历了长期的笔墨历练。张旭授以笔法之后，颜真卿恍然大悟，大喜曰：我终于得到了攻书之妙法，再用五六年工夫，我的书法真可有所成就了。果然，颜真卿书艺大增，字体大变，一改从“二王”到初盛时唐书家的路数，大量的楷书名作如《多宝塔碑》《东方朔画像赞》《郭家庙碑》《麻姑山仙坛记》《大唐中兴颂》《李玄靖碑》《颜勤礼碑》等不断涌现，到晚年而达到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得好：“颜真卿出，一变晋人之神韵入于法度之中，结体端庄，用笔厚重，而遒丽自在其中，终于拓展了我国书法发展的一条新途径。”

　　颜真卿的楷书丰腴厚重而暗藏筋骨，法度谨严而气度恢弘，正是中唐趋于理性的现实主义审美丰富的典范。欧阳修用细微的笔法描写颜真卿的书法：“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有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书品与人品合一，令人敬畏而又令人愈觉可爱，正是颜真卿的书法气象。

　　朱关田的《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论颜真卿的楷书：“稳实端庄，尽合字学，不独可以陶冶性情，适合于官场文书的应用，而且便于题署书丹，书写大字，所以，颜书一出，学者不绝。”不仅中晚唐的柳公权直承其法，与其并称“颜柳”，宋代名家也几乎都受其影响，且至今仍是学习书法绕不过的一座宝藏，“颜体”遂成为千古习书的楷模。（李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