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裕国

　　盛夏时节，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人气火热，正在这里举办的“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为国内外观众奉上一场青铜艺术盛宴。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介绍，此次展览汇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5个省区市32家文博单位从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精品文物294件（套），其中一级文物103件（套），是国内迄今规模最大、展品数量最多、文物等级最高的西南地区青铜文明专题展，也是献给成都大运会的一份厚礼。展品中有多个重要考古遗址的代表性文物和近年最新考古发现成果，其中88件（套）文物为首次外展。

战国动物纹铜牌饰，茂县羌族博物馆藏

西汉驯马场面铜贮贝器，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西汉纺织场面铜贮贝器（局部），云南省博物馆藏

西汉羊角钮铜钟，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

　　展示各地特色器物

　　青铜，古称“金”或“吉金”，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西南地区先民创造的青铜文化，以浓郁的地域风格和民族特色著称，在其鼎盛时期代表了当时亚洲青铜文明的高峰。

　　此次展览包括序厅、川渝地区的青铜文明、云南地区的青铜文明、黔桂地区的青铜文明、尾厅五部分，生动展示了中国古代西南地区辉煌绚烂的青铜文化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图景，讲述了中国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四川和重庆（简称川渝地区）自古便是中国西南地区连接中原乃至世界的重要交通枢纽。川渝地区的青铜文明最早可追溯到中原二里头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7世纪），在商代晚期达到鼎盛，经过融合发展，成为中国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之一，并对周边区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川渝地区的青铜文明”单元，可以看到三星堆遗址近年新出土的商代铜人面具、铜扭身跪坐人像、铜眼形器、铜鸟形饰等，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时期铜人头、龙形铜饰、鱼形金箔饰、兽面纹铜钺等相互对照，反映了两个遗址文化的延续性，也体现了古蜀人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

　　3件“成都”铭文的青铜兵器首次集中展示，诉说着成都古城的悠久历史。1985年雅安市荥经县战国晚期船棺墓出土的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将“成都”称谓的出现时间向前推了200多年，此前学界认为“成都”最早出现于西汉时期。成都市蒲江县出土的“成都”铭文矛，是目前唯一在成都地区发现的“成都”铭文青铜器。来自广元市青川县的“九年吕不韦”铭文戈，正面刻铭“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背面铸文“蜀东工”。这些带铭文的青铜矛、戈，不仅为研究巴蜀青铜兵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更为追溯成都城市名称历史提供了证据，由铭文可知“成都”一名至迟在公元前238年已经存在。

　　云南地区的青铜文明萌芽于夏商之际，至西汉达到鼎盛，以滇中地区的考古发现最为集中。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官渡羊甫头等墓地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再现了2000多年前滇人祭祀、战争、贸易、生产、生活以及对外交流的场景。

　　贮贝器是滇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云南地区的青铜文明”单元展示了李家山贵族墓地出土的西汉驯马场面铜贮贝器、纺织场面铜贮贝器等。驯马场面铜贮贝器整体为圆筒状，腰微束，平底下有3个扁平足，器身两侧铸对称立体虎形耳。圆形盖上铸10人7马，分为8组，生动表现了滇人在头领的监督下集体驯马的场景，似为供奉驯化和驾驭烈马、蛮牛的“御神”。

　　纺织场面铜贮贝器亦为束腰圆筒形，器盖、器腰两侧各铸一对虎形耳，底有3个扁足，器身饰卷云纹和菱形纹等。器盖立雕10名女子：中心位置有一位贵妇跪坐于鼓上，通体鎏金，身边放着壶、豆、盘等器皿。旁有3个侍女，或捧送食盒，或撑伞，或跪坐听候差遣。周围有2人，一坐一立，面面相对作理线状。另有4人面向中间席地而坐，用“腰机”织布，不同的动作反映了织布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腰机”亦称“踞织机”，是斜织机出现之前一种较简单的织布工具，云南地区至今仍有一些少数民族使用踞织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滇人对宗教和祭祀的重视在贮贝器、扣饰等青铜器的图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李家山出土的西汉剽牛祭祀铜扣饰展现了祭祀前众人制服健壮公牛的场面：11人合力将1头公牛缚在圆柱上，1人被牛角挑穿大腿，5人推按牛身，2人拉牛尾，2人拉绳索绕于圆柱上。柱顶端呈盘状，立一牛，柱身有多道三角形纹和弦纹。

　　古滇国青铜器大部分是兵器，许多兵器上装饰着各类动物纹样，华丽异常，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结合的典范。展厅里呈现了西汉蛇首形青铜叉、东汉蛙形銎铜钺、西汉剑鞘金饰等，其丰富的造型和装饰令人赞叹。

　　第三单元聚焦“黔桂地区的青铜文明”。其时代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期，至战国秦汉时期进入发展高峰，出土青铜器既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还体现出中原与巴蜀、滇、楚、南越等文化的影响。

　　毕节市赫章县可乐遗址是贵州地区规模最大、遗存最丰富的战国秦汉时期遗址，对研究夜郎古国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可乐遗址发现了目前国内仅见的“套头葬”，即埋葬时在墓主人头部、足部套铜釜、铁釜或铜鼓等。饰虎铜釜出土时套于死者头部，其口沿加铸仪态威猛的立虎，虎上套颈圈，彰示墓主的权威性和神秘性。

　　贵州兴仁出土的东汉连枝铜灯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欣赏。灯呈树状，高1.2米，由灯座、灯柱、灯枝和灯盘组成，通身上下饰有盘龙、乌龟、凤凰、小鸟、跽坐人、吹箫人、击掌人等，灵动多姿。此灯造型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相似，是贵州境内所见体形最高大、结构最复杂的一件青铜器。

　　讲述文化交融故事

　　展览中的文物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勾勒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景象。

　　重庆市巫山县大昌镇出土的商代三羊铜尊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铜尊呈喇叭口，束颈，折肩，弧腹，高圈足。器身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夔纹和饕餮纹。其造型与纹饰总体呈商代晚期中原文化的特征，而模糊的地纹、粗犷的铸造风格，又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此尊应该是巴人在商文化影响下创制的重器，是迄今所见巴人故地年代最早的一件大型青铜容器，对于研究古代巴人的矿冶技术、文化进程以及与商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川西地区位于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交界地带，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走廊。考古工作者在四川茂县、甘孜、盐源等地发掘了一批战国至汉代的墓葬，揭示了200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的迁徙、战争、贸易等情况。茂县牟托大墓出土的战国动物纹青铜牌饰为带柄扇形，应是插在某种器物上的饰件。牌饰外圈饰小乳钉纹，顶上有8只相对而立的圆雕禽鸟。圈内以同心圆泡区隔为3层，从上至下铸有鹿、虎、蛇。动物纹牌饰在北方草原文化中很常见，在石棺葬里却是首次发现。这说明石棺葬的主人是从中国北方迁徙到岷江上游的羌人，保留着北方草原文化的风格。

　　云南保山、德宏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根据文献记载，该区域可能是哀牢人的活动中心。保山市隆阳区罗明坝出土的战国时期铜盒造型很有特点，仅在哀牢地区发现。铜盒整体呈扁长方形，由上宽下渐窄的盒盖和上窄下渐宽的盒身扣合而成，扣合部内收呈束腰状，盖顶下弧呈马鞍形。盒盖与盒身饰双同心圆纹、束线菱形纹、圆圈纹等。近年在越南发现一些束腰铜盒，形制与保山发现的铜盒相近，可见哀牢文化经过族群迁徙向南传播到越南南部。

　　西汉时期，岭南地区出现了以錾凿制作铜器纹饰的錾刻工艺。广西合浦风门岭出土的刻花三羊钮铜簋是汉代錾刻花纹铜器中的精品。器呈扁圆形，盖顶置钮，钮上套一活环，外饰凸弦纹一圈，边缘呈品字形，分塑3只羊，羊首均正视盖中心。腹部置一对铺首衔环，圈足外撇。盖顶饰柿蒂纹，间有一对兽鸟，盖面及腹部饰菱形花纹，足饰蕉叶纹。此器制作工艺精湛，器型与纹饰兼具中原风格与地方特色，反映出越汉文化的交融。

　　展厅里有3件西汉羊角钮铜钟，分别来自云南、贵州、广西。这是百越族群常用的打击乐器，因顶部两侧有羊角状鋬钮而得名，造型独具特色，明显区别于中原地区的钮钟。羊角钮钟在中国云南、广西、湖南、贵州和越南北部等地均有发现，是南方青铜文化的一种代表性器物。

　　反映多元一体格局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南地区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片、饰有太阳芒纹的铜鼓等体现了中国古代先民崇拜太阳的共同信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物例证。

　　铜鼓曾广泛流行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它不仅是一种乐器，更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常用作祭祀中沟通神灵的礼器。铜鼓上的太阳纹、蛙纹、翔鹭纹的艺术表达与三星堆、金沙出土文物的太阳崇拜表现方式惊人地相似。

　　展览尾厅展示了6件鼓面有太阳纹的铜鼓，分别来自云南腾冲、云南广南、广西贵港、广西桂平、贵州赫章和四川盐源。

　　云南腾冲春秋时期绳纹铜鼓属于万家坝型铜鼓。万家坝型铜鼓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古老、最原始的铜鼓，流行于春秋至战国早期。鼓体分为3段，鼓面小，胸部突出，胸径大于面径，纹饰简单，铸造技术粗糙。

　　云南广南牡宜遗址出土的西汉战争场面铜鼓和广西贵港罗泊湾出土的西汉羽人划船纹栉纹铜鼓属于石寨山型铜鼓，鼓身上纹饰繁复，展现了当地先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信仰。

　　随着秦灭巴蜀、汉开西南夷和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西南各地相继纳入中原王朝的统一管辖，全面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近几十年来，云南、贵州等地相继出土了“滇王之印”金印、“巴郡守丞”铜印、“辅汉王印”铜印、“汉叟邑长”铜印等汉代官印。2021至2022年，云南昆明河泊所遗址出土一大批封泥、简牍、铜器、铁器等文物，其中封泥有837枚，大多为官印封泥，包括“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等，该遗址的发现入选“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印章与封泥见证了汉代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治理，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展柜中陈列着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滇池长印”等官印封泥，这是它们首次面向观众展出。

　　有学者认为，这次展览呈现西南地区异彩纷呈的青铜文明，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又与当代考古热点相结合，凸显了文化在传播、传承与创新中不断焕发生命力，深刻反映了中华文明多元聚为一体、一体容纳多元的发展演变规律。（刘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