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鹏杰

　　追光动画凭借“新传说” “新神话” “新文化”三大系列，树立了国产动画的工业化流程和技术标杆。从《白蛇》系列聚焦感情纠葛，凭借口碑持续发酵，到《新神榜：哪吒重生》《新神榜：杨戬》等作品大胆探索东方朋克文化，再到《长安三万里》斩获18亿票房，完成厚重的传统文化输出。追光动画依托传统文化IP，走出了自己的道路。然而，随着其动画技术逐渐成熟、动画制作日益精美，其在内容叙事上却颇受诟病。

　　追光近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以下简称《争洛阳》）虽然大张旗鼓地上映，但在票房上却遇冷，不足一个月便匆匆撤档。我们在哀叹其命运多舛之余，也需反思其动画叙事存在的软肋。

　　《争洛阳》在叙事上迷恋对严肃历史题材的还原复刻，失去了动画艺术本应具有的想象与变幻，更缺乏从当代视角看历史事实的冷静和批判精神。有关《争洛阳》的争议核心聚焦在两个方面：第一，动画如何兼顾观众，是否应该从观众细分的角度进行推广和放映；第二，动画艺术作为独特的视觉表达方式，是否适合严肃的历史题材。

　　回望中国动画发展传统，动画长期以少年儿童为核心受众，在暑期档的市场语境下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动画影片天然适配亲子观影场景。然而《争洛阳》自始至终并没有明确自己的受众定位，本片除却动画这一载体形式，几乎不存在任何适合少年儿童观看的元素。

　　尽管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动画已有简单的受众区分，有针对学前儿童的低幼动画、针对少年儿童的全龄化动画，以及针对成年人的成人化动画，但《争洛阳》在宣传和映前字幕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儿童回避，很多观众以为《争洛阳》和《长安三万里》一样属于“新文化”系列，下意识将其归为合家欢式的亲子动画，以为它会像《长安三万里》解读李白一般，以诗意的动画语言演绎三国人物的传奇人生，让孩子在观影中感受历史底蕴与人物魅力。结果却在电影院看到了充斥着战乱、杀戮与血腥画面的场景，比如宦官围杀何进、人头落地的特写，比如袁绍袁术率众屠杀宦官，滥杀宫女的场面，又如董卓率军“打猎”后，人头挂满车辆周围的画面等，与观众的观影预期形成巨大落差。

　　其次，从动画的本体角度来讲，动画是具备高度假定性的艺术形式，核心特质是想象性、虚构性和变形性，这使得它在表达内容方面几乎没有短板，凡是想象能抵达的地方都能表现。跟动画本体特质契合，大部分动画作品都是跟想象有关，在表现神话、传说、魔法、冒险等主题方面具有其他影像形式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涉及真实人物传记、严肃历史题材的时候，动画缺乏还原真实质感的能力，因此它的短板就展现出来。而《争洛阳》的叙事选择，恰好精准踩中了动画的这一短板。电影过度关注历史事实和事件的严肃表达，未提炼出人物的主要价值观，也并未围绕价值观进行剧情设计，整部影片故事性严重缺失，犹如一部动态的历史科普片，丢弃了动画艺术本身的优势。影片以曹操、袁绍的视角切入东汉末年的历史，串联起洛阳的各方势力斗争。在具体叙事过程中，电影陷入了“只见事件，不见人物”的泥潭。在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内，塞入了东汉末年洛阳城几十年的斗争，过度密集的事件让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接受困难，且满屏充斥着的悲怆场景也让观众积压了不少烦闷情绪，却找不到任何可共情的人物、可寄托情绪的载体，最终导致观影体验割裂且乏味。

　　此外，《争洛阳》的节奏感和叙事特点跟《长安三万里》相似，都以一个人为主线，借助个体经历和视角，以小见大，道尽历史大事。但是，《长安三万里》里的主角李白是一个极具人格魅力的人物，其飘逸豪放的风骨几乎成为文化共识。影片借助高适视角，以诗歌串联李白的平生，既满足了观众对李白和大唐的想象，又唤起了观众心中有关诗歌的美好回忆。反观《争洛阳》，选择曹操、袁绍作为核心主角，本身就具备极高的创作难度。固然曹操存在一些诗作流传，有一些礼贤下士的传说，但在民间认知中，曹操是经典的“乱世奸雄”。电影却罔顾文化传统中曹操的固有形象，而是将其“儒家化”，将其塑造成一个有勇有谋、重情重义的英雄形象。这种改编彻底背离了观众熟悉的文学形象，使其性格魅力大打折扣。更致命的是，电影的大量篇幅都用来展现朝廷斗争，以及战火纷飞的末日景象，曹操与袁绍鲜明的个体形象被这些历史事件冲得七零八碎。

　　若一味追求技术狂欢，复刻叙事模板，忽视动画艺术的本性和故事精神的传达，所有精致的画面终将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只剩镜花水月一场空。动画电影不是历史教科书，它需要撕开现实的囹圄，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鲜活生动的人物角色、源远流长的文化精神和清醒独立的当代思考构成全新的疆域。（朱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