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元珂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回响》，是东西创作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这部采用悬疑推理小说形式，以案件侦破为情节骨架，旨在勘验和呈现人性风景的作品，以其作品风格上的雅俗共赏、主题表达上的深刻性、小说形式上的创造性，以及探索小说本体艺术的典范性，备受读者喜爱和业界瞩目。

　　《回响》采用了一种新的结构模式，即“推理+心理”模式来推进故事的展开。表面上看，《回响》是在讲述一则探案故事，实则是以此为装置与形式，勘探和深描现代人在婚姻与情感中的精神处境。与同类作品的不同处在于，它更多地从心理学角度切入，施以悬疑和情感推理，辅以丰富的情节和细节建构，以探析并呈现现代人心灵深处的情感之谜和人性图谱。

　　小说结构本身就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以一桩案件为索引，奇数章讲破案，偶数章写情感。奇数章与偶数章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或互文，在文本内部形成“回响”效应。奇数章讲述“大坑案”从发现到侦破的详细过程，并由此带出种种人物关系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偶数章是小说的重头戏，描述女警官冉咚咚在办案过程中偶然发现丈夫慕达夫的开房记录并怀疑有不轨之举，逐渐深陷猜疑、焦虑、抑郁的情感际遇，并由此旁及对小说人物慕达夫与贝贞、冉咚咚与邵天伟、吴文超与夏冰清、刘青与卜之兰等众多人物及其私密关系、内心风景的补述与描写。借助这种结构、形式，小说向人物内心深处开掘，再次对丰富而复杂的人性风景或情感世界进行勘探与深描，从而为读者认知自我、观察世道、揣摩人心、探究本相，提供了来自文学的观察视角和有益启示。

　　困于自我，迷于他者，失于无知，成为小说中人物在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时所凸显出的共有倾向。他们在社会生活与内在精神之间的交互回响，在勘验他者和认知自我之间的屡屡悬空，以及在心理现实与生活真实之间的相互拆解，不正是对芸芸众生生活与生命镜像的一种集中呈示吗？

　　冉咚咚、慕达夫作为这部小说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其形象内涵异常丰富。由冉咚咚“偏执型人格”所导致的对于丈夫慕达夫的极致怀疑、单向猜忌、尖锐逼问以及离婚的决定，特别是在此情感境遇中，其主体意识在案件与个人情感之间互相投射、双向迁移、彼此纠缠、难以消解的生发过程，都将现代人深陷婚姻迷局或情感迷途中的言行心态作了寓言式书写。她对案件的直觉、掌控、勘破，对丈夫所谓“出轨”行为的感受、误判、内疚，以及对自我认知的偏颇、局限性，也都将人之为人的本质、能量及可能的表现形式予以集中呈现。在此，人性的复杂难测、不可捉摸，心理世界与生活本相的错位、悖反、分道扬镳，以及由此所造就的极致的难以描摹的心理风景，似都让人百感交集而又无从诉说；由慕达夫对冉咚咚的坦诚、包容、迎合（不辩解），以及无论深陷何种境遇都对之施予的不离不弃之爱，还有在处理自己与女作家贝贞的关系时所展现出的冷静、克制，也都将人之理想品行、美的灵魂做了充分表现。因此，冉咚咚及其偏执型人格，慕达夫及其坦诚、宽容型人格，都是“独特的这一个”，让人过目难忘。

　　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也各有其特定的形象内涵。比如，夏冰清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即对施害者徐山川产生依赖心理），农民工易春阳的“被爱妄想症”及其变态行为，黄秋莹、卜之兰等人的“疚爱”等等，其形象及内涵也都颇耐人寻味。

　　小说也呈现对爱、责任、忏悔、正义等正能量的宣扬和表达。其一，弘扬人间正义。在第九章中，案件与情感两线合流，人物各有所归，真假、善恶各有所显，尤其是从徐山川到易春阳与案件关联者皆有所惩，从而对关涉众生生活的公共问题做了有效呼应。其二，“疚爱”作为人类情感之一种，也是作者在《回响》中所着重表达的一个崭新的主题向度。所谓“疚爱”，即由内疚而产生的爱，正如小说叙述者所说：“他没想到由内疚产生的‘疚爱’会这么强大，就像吴文超的父母因内疚而想安排他逃跑，卜之兰因内疚而重新联系刘青，刘青因内疚而投案自首，易春阳因内疚而想要给夏冰清的父亲磕头。”

　　作者对故事和情节的讲述非常节制，尤其在偶数章中，它甚至仅是一种背景或装置，以不妨碍人性问题的提出与表现为限度。然而，在局部，作者又综合采用设伏线、作铺垫、抑扬叙述、卒章显志等各种艺术手段，发挥故事与情节要素在小说中的能动性——特别是有关“谁是夏冰清的幕后主使和直接杀手”的隐匿设置——从而对读者阅读构成强大的吸引力。很显然，这是作者对类型小说常见情节模式的直接移植，是为确保小说雅俗共赏、具备可读性而主动为之的修辞实践。同时，作者移植推理小说形式，即借助冉咚咚对案情的敏锐直觉、严密推理并最终应验，不断设置悬念，也是使其具有可读性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东西在《回响》中引入类型小说的叙述模式，为引领纯文学“破圈”争取更多读者，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