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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于里
若提起谍战剧这一概念,很多观众想到的是《暗算》《潜伏》《风筝》等经典,它们主要以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史阶段为故事背景,姑且称之为传统谍战剧。在当下的和平时期,并不意味着反谍工作不存在了,只是当代谍战剧拥有全新的表现形态。自1983年国家安全部成立以来,以反谍工作为表现对象的影视剧,一般就称为国安题材剧或当代谍战剧。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国安题材的当代谍战剧数量很少。近几年,随着国家安全概念的深入人心,当代谍战剧多了起来,《暴风眼》《风暴舞》《对手》相继播出。由赵宝刚执导,韩庚、魏大勋、李一桐、周放领衔主演的《特工任务》,也是一部国安题材的反谍剧。
与传统谍战剧的经典迭出不同,当代谍战剧至今还未出现有口皆碑的爆款作品。《特工任务》获得不错的口碑,但根据中国视听大数据,其在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上星播出时收视率低迷,第三方平台显示的有效播放数据也比较平淡。当代谍战剧“不叫座”,原因之一是剧作过于局限在单一的科普功能,要想走向大众,需要充分挖掘传统谍战剧的戏剧魅力。
变化:从传统谍战到国安题材
何谓谍战剧?学者魏南江在《中国电视剧类型研究》如此定义:“以间谍或特务活动为主要情节或核心事件,表现我党我军及爱国人士为建设和巩固国家政权,打击国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颠覆活动,并以敌我双方间的斗争为中心展开叙事的电视剧。”
虽然间谍现象全球都有,但鲜有国家像我国这样,形成具有稳定类型特征的谍战剧。由于我们近现代史的复杂,新中国成立之前,华夏大地上存在多方政治力量的博弈,不仅是国共两党,还有以日寇为代表的侵略者。谍战工作呈现出盘根错节的形态,比如国共两党之间,国民党与日寇之间,共产党与日寇之间……这为谍战剧中的情节设置与人物关系构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2005年的《暗算》一鸣惊人,2009年的《潜伏》以其巨大影响力让谍战剧成为最热门的类型剧之一,一度“荧屏处处抓特务”。之后的《黎明之前》(2010)、《悬崖》(2012)、《伪装者》(2015)、《风筝》(2017)都堪称经典。但热潮之下也有很多粗制滥造之作,让观众感到审美疲劳,使得谍战剧的热度有所下滑。
国安题材的当代谍战剧接过传统谍战剧的接力棒。诚如《暴风眼》的台词所言,“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延续着没有硝烟的战争”,静好的岁月底下,始终都有暗流在涌动。
这为当代谍战剧创作提供重要的现实基础。这几年来,当代谍战剧逐渐多了起来。
看点:从身份迷局到科幻想象
不论是传统谍战剧,还是国安题材的当代谍战剧,它们有着一些共同的戏剧看点。谍战必然包含卧底、渗透与反渗透、情报窃取与交换、悬疑与凶杀等元素,都带有强情节、强节奏、重逻辑、重悬念等特点。
譬如《特工任务》讲述的是,国际情报组织通过一款名叫“特工任务”的游戏,在玩家未知情况下暗中开展间谍活动,津海市国安局与之展开斗争。其故事背景,与传统谍战剧天差地别,但敌人撒诈捣虚、瞒天过海、插圈弄套的伎俩是相似的,我国安人员见招拆招、明察秋毫、出奇制胜的斗争技巧也一以贯之。
另一方面,当代谍战剧与传统谍战剧在看点上,也存在一些鲜明的差别。传统谍战剧最核心的看点之一,是身份上的迷局,它常常以我方地下工作者渗透到敌方的情报机构为剧情主线,地下工作者有多个身份。比如《潜伏》中的余则成、《黎明之前》的刘新杰等,表面上隶属国民党阵营,真实身份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伪装者》中的明楼,则有三重身份,表面身份是汪伪政府要员,隐藏身份是军统特工,而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员。身份的多元,让人物关系复杂化;错综复杂的背景,让人物始终处于险境当中,悬念迭生,极具戏剧张力。
类似情节,一般不可能出现在当代谍战剧中;加上国安工作的保密原则,使得当代谍战剧必须想象出新的故事情境,创造新的戏剧看点。
一些当代谍战剧采取的策略是,构建一个与现实生活相接近,但又高于现实生活的高科技环境,以软科幻式的科技博弈来表现间谍工作。比如《暴风眼》《特工任务》都有一些现实生活中还不存在,或者还没有那么神奇的高科技细节。《暴风眼》中,看似平常的商标贴纸,居然自带传感功能,贴在水杯上,就能窃取笔记本里的电脑资料;《特工任务》中,让对方扫一下植入病毒的二维码名片,就可以监视他的手机里的信息往来……
《特工任务》间谍的渗透工作是通过游戏进行的。剧中,国外的情报组织通过一款VR游戏吸引玩家。发现有利用价值的玩家后,再通过线下任务,一步步诱导玩家不知不觉中完成间谍任务。这款VR游戏已经接近一种科幻想象——它的仿真化、投入感、交互性与破坏力,是当今的游戏还不具备的。
这种借助软科技的做法,有助于与当代年轻观众形成连接,亦有可能流失一部分传统的谍战剧观众。
挑战:走出科普宣传的单一功能
传统谍战剧经典不少。但近年来的当代谍战剧,鲜有爆款——无论是顶流杨幂出演的《暴风眼》,还是大导演赵宝刚加持的《特工任务》皆是如此。症结何在?
其一,当代谍战剧设置的软科幻情境下的高科技博弈,与当代观众的生活终究是“隔”了一层。它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却也进行了技术上的延展与夸张,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剧情的可信度,也影响了观众的代入感。比如玩游戏的观众虽然很多,但《特工任务》中的游戏已然到了“科幻”的程度,观众反而察觉到剧情的虚构性。
其二,当代谍战剧的正面主人公只能是国安人员,而不是传统谍战剧中的地下工作者,因此不能在身份迷局上做文章。而且,主人公几乎不会遭遇传统地下工作者的绝境考验,也就很难进行人性上的挖掘,不容易给观众留下深刻的记忆点。
《特工任务》中,魏大勋饰演的黄子诚,一开始只是一个游戏玩家,分别被境外情报机构与国安人员“选中”,在情报组织的胁迫与国安人员的劝导之间,他该如何抉择?这里本可以有人性挣扎的空间。可惜的是,黄子诚没有太多犹疑,人物的厚度打了折扣。
如今的当代谍战剧,看来主要在承担国家安全的科普任务。经由剧集,很多观众这才察觉:原来间谍离我们如此之“近”,假如我们缺乏足够的国家安全意识,在无意间可能就会被间谍利用,泄露危害国家安全的重要信息。譬如《特工任务》中的游戏玩家,一不留神和一念之差,就误入歧途。
这有助于强化“国家安全为人民,国家安全靠人民”的意识。但当代谍战剧要出圈、要更多走向大众,就不能局限于单一的科普功能。事实上,2021年备受好评的《对手》就为当代谍战剧提供了可借鉴的创作思路。它没有那些高大上的科幻设定,完全将谍战题材“日常化”:间谍就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过着操心柴米油盐的生活。这样的设置,让间谍故事贴近观众生活。并且,《对手》大胆地以反派为核心主人公展开叙事,为人物塑造争取最大的空间。可以说,《对手》既契合当下的反谍背景,又保留了传统谍战剧的戏剧张力。
当代间谍剧的创作需求会持续存在。但想诞生类似《潜伏》这样的经典,应该在承担科普功能的同时,在“落地”上更多着力,在人物塑造上更大开拓。如此,当代谍战剧的市场空间才会更加广阔。(曾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