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静波

　　位于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简称“日文研”）的所长井上章一教授，几年前出版了一本《京都嫌い》（这边翻译成《讨厌京都》，或许《厌恶京都》的译名更佳），卖了26万册（现在大概更多了），因其出圈的观点和辛辣的嘲讽，几乎颠覆了一般人原本的京都意象，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次，又一本新著《挣脱京都》，也由在“日文研”获得了博士学位的叶晓瑶译介到了中国。

　　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此书的主要内容。著述是漫谈式的，随笔风的。拉拉扯扯，写了很多话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此书决然不是一本京都的导游书。我从头至尾读了一下，感到有两个话题差不多是贯穿全书的。一个是京都市内洛中（老的中心城区）和洛外（周边区域）差异的由来，以及老城区的人对周边区域人的鄙视或疏漠。另一个话题是，古都的京都人如何看待新首都的东京，以及东京人如何对待旧时的都城。说的是不同区域的人向外射出的视线，而养成这一视线或目光的背后，则是历史与文化。

　　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话题。

　　与东亚大陆的中国（当然，在辛亥革命之前，尚无正式的“中国”国名）相比，日本的都城史是比较短的，不夸大地说，日本最初有像样的都城，差不多是遣唐使学习的结果。藤原京（694-710）、平城京（奈良710-784）、长冈京（784-794），794年迁都，新建了平安京，这就是后来的京都。奇迹般地，都城的历史竟然持续不断地延续了1074年之久，几乎是世界上朝廷所在的最悠久的都城（另一个历史十分悠久的都城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不过地名经历了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和伊斯坦布尔，国名也换了三次：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建者凯末尔在1923年把首都换成了安卡拉）。平安京建城的格局，模仿了当时唐朝的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因而整个都城，以中间的朱雀大道为界，西边称长安，东边称洛阳，后来西边渐渐陨落，东边略有扩张，历史上就将平安京或京都简称为“洛”。不过平安京建成不到70年，部分区域就逐渐荒芜起来，杂草丛生，甚至可以放牛牧马，到了夜间，盗贼出没。10世纪以后，天皇的居所屡屡被烧毁，最后不得不到豪门大臣的宅邸中去借居。1467年，因室町幕府将军继承人的纷争，两派发生了十年战乱，史称“应仁文明之乱”，遭此劫难，京都元气大伤，朝廷缩在一边，幕府无人出手，京都街市，形成了上京和下京两部分，彼此用土墙壕沟分割，几乎不通，尔后，下京成了商业的中心地。1590年代，平定了天下的丰臣秀吉，意欲重振京都，第一次把城区的主要部分用土垒（近似中国的城墙，日本人似乎一直不会烧制砖瓦，到了近代以后才有砖瓦的建筑）围了起来，确定了洛中和洛外的界隈。江户时代，京都也曾经相当繁盛，不幸的是，在1708年和1788年遭到过两次毁灭性的火灾，1864年又遭到了一次兵乱，连天皇栖息的御所也被烧毁。1868年下半年，在明治新政府的请求下，朝廷及周边的王公贵族都迁居到了江户，翌年，江户成了日本的新首都，定名为东京。

　　自平安时代末期开始，朝廷就一直处于羸弱的状态，镰仓幕府建立以后，朝廷更是被幕府常驻京都的机构六波罗探题所监视。室町幕府对于朝廷还是比较友好的，但应仁之乱后，朝廷和王公贵族的所谓“公家”，就一直处于弱势的境地。江户时期，在幕府的资助下，皇室也修建了几个离宫，因地处郊外，桂离宫和修学院离宫基本上幸免于火灾，但御所东南面的仙洞御所还是被1864年的蛤御门兵变毁坏了，公家的生活状态其实也不怎么令人羡慕。居住在下京的商户们，对于没有实权的朝廷和公家，内心其实并没有很崇高的敬意，1868年末天皇和公家迁离京都后，上京一带就荒凉起来，下京的商户们对于这一地区的最后一丝敬意，也消失了。近代京都的最初几十年，下京构成了“洛中”的中心。《挣脱京都》中一再说到，兴办京都最有影响的祇园祭的核心力量，是原本下京一带的商户们，因而他们认为，自己才是京都的真正代表，因而对于周边区域的人以及新的外来户，多少持有睥睨的目光。作者井上章一，在外人看来是土生土长的京都人，但他实际的成长地和居住地，却是西隅的右京区和有些遥远的南端的伏见区，这些地域，常年遭受下京人民的漠视，作者对于京都的叛逆，实际上是针对京都核心下京的。这种高低远近的身份意识，并不仅仅由财产所决定，更多的，是来自于历史与文化。这一情形，恐怕并不局限于京都。

　　书中的第二个话题，是京都与东京对视的目光。

　　当12世纪末第一个幕府政权在镰仓建立时，虽然朝廷的大权已彻底旁落，但镰仓对京都这座都城并未构成任何威胁，京都依然是全国岿然不动的中心，镰仓只是一个地处偏远的小邑而已。但德川家族在江户建立幕府之后，江户逐渐成了全国最大的城市，并且还炫耀性地在京都建造了一座庞大的二条城作为将军的行宫。1869年成为事实上的新首都（天皇一直没有发布迁都的敕令）之后，江户改名东京，也终于成了京城，在各个领域都全面碾压京都。然而京都人始终放不下千年古都的矜持和自傲，在1000多年的岁月中，虽然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兵燹火灾，中心街区也是屡毁屡建，但这里毕竟是全日本的文化中心，全国最大的寺院和神社都汇聚于此，佛教各宗各派的大本山，大抵都位于京都，由于宏大的佛寺和神社大都建于郊外（洛外），昔日的伽蓝不少都得以躲避了战火而留存了下来。王公贵族、高级僧侣一直是这里最重要的消费者，因而建筑、造园和漆器、陶瓷器、染织等工艺以及饮食，在这里差不多都达到了全国顶级的水平，京都人一直以此为傲，自己炮制了诸如“京料理”“京豆腐”“京野菜”“京烧”等等以“京”字冠名的新词语，以显示自己居高临下的地位。当全国人民都习惯了用“上京”来表示去东京的意思时，京都人却坚决拒绝使用这个词，历史上，京都一带才是“上方”，尽管铁路线早就把去东京的线路称为上行线，从东京出发的线路为下行线，东京话也早就成了全国的标准语。对此，主要由各地移民构成的东京人，姿态倒是比较宽宏大度的。在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经济实力上都占据绝对优势的东京，倒是几乎从来都不排斥京都，对于西边的这位时常要“作”一下的有点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大都面露宽容的微笑。

　　确实，京都与中国历史上的古都不一样，灿烂或暗淡，它毕竟稳居首都的地位1000多年了。长安虽有多次的辉煌，但唐以后就衰败下来了；南京号称六朝古都，但大都是偏隅一地的朝廷所在地，统一了天下、恢复了汉人政权的朱元璋，把南京做了首都没几年，他的儿子朱棣就在北京建造了屋甍连片的金灿灿的皇宫；洛阳在宋以后就遭到了冷落；开封（汴梁）在北宋繁华了100来年后，也落入了外来者金人的手中；杭州是碰巧成了新的首都，似乎也从来不敢以京城自居。在持续悠久这一点上，京都人则要自负多了。它不仅不仰视新兴的江户或东京，甚至与近在咫尺的大阪也要划清界限，京都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关西人，也从来不认为京都话是关西话的一支。这样固执的历史情结，在可预见的未来，恐怕也是难以消解的。

　　又是局内人又尽可能以第三者的视线来考察上述话题的井上教授，以有些风趣、又有些碎屑的笔调，著成了这本书，虽然主要是写给日本读者看的，稍通一点日本历史地理的中国人，读来想必也是兴味浓郁的吧。哦，对了，如果要划一个畛域，这本书应该是属于历史地理的范畴吧，出现的大大小小的地名，总有上百个之多。（徐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