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右上角微信好友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正在阅读:辽夏金元史里的中原向心力
首页> 光明文艺评论频道> 书虫 > 正文

辽夏金元史里的中原向心力

来源:北京晚报2023-11-04 10:56

  作者:郭晔旻

  假如从安史之乱(755—763)后的藩镇割据算起,中华大地陷入分裂长达数个世纪之久。宋代虽能翦平南方诸国,但其版图西不至河西走廊,北不到燕山山脉,远远谈不上恢复“汉唐旧疆”。实际上,有宋一代,边疆民族除了西夏自立为国之外,辽、金相继雄踞北方,俨然与赵氏形成“南北朝”的局面。待到南宋灭亡,元朝更是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北方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辽夏金元史:冲突与交融的时代》所讲述的就是这段战乱频仍、跌宕起伏的时代。

  一如书名,全书分为辽、西夏、金、元四篇。其中前三篇的体例基本一致,讲述辽、夏、金政权的缘起、兴亡及其经济文化。相对而言,第四篇“元”的内容更加丰富,这当然也是与元朝成功实现了“大一统”的身份相符的。就像元人周德清在《中原音韵》的序言里所说的那样,“唯我圣朝,兴之北方”,相对于宋朝,元朝(及其所系的“大蒙古国”或曰蒙古汗国)显然与辽、夏、金更有渊源与相似性。但传统史学往往以宋为正统,元代承之,而辽、西夏、金往往被目为配角,作为落后者和破坏者的形象出现,其内在发展规律在历史叙事中也不时遭到忽视。以此观之,《辽夏金元史》的体例安排,确有利于梳理多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带领读者重新认识这几个少数民族王朝。

  难以抵抗的中原向心力

  在一些粗浅的印象里,辽、西夏、金、元的创建民族(分别是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往往被笼统地视为“游牧民族”。譬如书中提到,契丹人就以畜牧业为生,并以车帐为居所,就连辽代皇帝的居所“斡鲁朵”(也作“斡耳朵”)的意思也是“穹庐”、“宫帐”。无怪乎曾出使辽的苏辙有诗曰“橐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时一迁”。但书中也同样指出,生活在东北广袤林区的女真人“耐寒忍饥,不惮辛苦,食生物”,以渔猎为主,但也会在适宜农耕的地方从事农业生产,甚至金朝创立者完颜阿骨打的先祖就懂得种植五谷,故而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游牧民族。这样的差异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何辽朝版图覆盖了漠北,而金人始终未能征服草原各部,甚至在金代全盛的世宗时期(1161—1189),就出现了“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去处”(鞑靼为对蒙古东部部落的称呼)的民谣。

  尽管这些民族的活动地域有异,生产方式也有游牧、渔猎乃至农耕的差异,但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共性。其中一个明显的方面,就是相对同时期的宋人在武力上的优势。就像王夫之所称,“宋师一遇辽军突骑”,如“春冰顿释”,溃不成军……最后元朝成为“通过武力征服由北及南、由草原及汉地建立起来的大一统政权”。或许是囿于体例与篇幅的关系,书中对其军事、政治根源未做分析,令人颇有意犹未尽之感。

  另一方面,通观书中的论述,辽、西夏、金、元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共性,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制度、心态越来越趋同于传统的中原政权。比如辽代臣僚有北面官、南面官之分,“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有辽一代,北面官整体上不断汉化,“至辽后期,北南二枢密院甚至出现了合一之趋势”,因此就政治制度而言,辽朝的发展变迁史无疑是一部逐渐远离游牧政权、走向中原王朝的历史。辽为金灭之后,耶律大石西迁中亚,再建西辽,契丹人把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带到中亚,使吉尔吉斯斯坦出现汉文化浪潮。

  金朝的情况也是如此,金代初年,是十足的完颜氏“家天下”,宗室尤其是宗室近属事实上成为金初贵族政治的主角。但到了金太宗去世后,金朝政治制度迅速汉化。书中在陈述了金熙宗与海陵王完颜亮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后,总结道,这“大大强化了金朝的中央集权统治,汉式政治制度臻于完善”。到了世宗、章宗时期,金朝“典章法度几及汉、唐”。金章宗在位时,还确定了金代的“德运”为“土德”,继承唐代的“木德”,这表明金朝君臣已完全将自己视为“中华”正统的继承者。在长期的共处中,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逐渐与汉族熔铸为一体。

  元代也有类似情况,元世祖忽必烈推行“汉法”,建立汉式官僚机构。后来的元文宗在汉地长大,倾向儒学,即位后设立了奎章阁学士院,掌进讲经史之书;奎章阁下则设艺文监,专门负责将儒家典籍译成蒙古文并校勘。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有元一代,汉化程度不及辽、金甚至西夏。书中对此也给出了解释,其中之一就是“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乃至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文化传统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这自然是与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的“世界性”有一定关系。饶是如此,“大元”毕竟是个汉式国号,就算在蒙古文里,也要称作“称作大元的大蒙古国”或“大元大蒙古国”。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大”字加于正式国号之中的统一王朝(之前大抵都是尊称)。

  金元对中原专制皇权的加固

  书中还指出,若从中国古代皇权的发展线索着眼,两宋、金元乃是孕育明清极端专制主义皇权政治的关键阶段。的确,是宋代将“忠”的观念提升到人生第一伦理的高度,忠君成为臣民绝对、无条件必须履行的准则,不过,作为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宋代的官僚制度尚能将皇权尽量约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运行。而金朝政治具有完颜氏“家天下”特色,“大蒙古国”更是典型的“家产制国家”,版图之内的全部国土、民户都被看作是“黄金家族”的财产。这种民族特色与逐渐深入人心的忠君观念结合后,就大大削弱了传统官僚制度对皇权的约束、限制机能,导致皇权的显著强化,对后代历史的影响至为深远。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金元时期出现的行省制度。“行省”一词,出于金代。但金时的行省,只是“行尚书省事”的简称,是个中央派出机构,还不是固定的地方行政区划。元代沿用这个习惯,以中枢大臣挂上“行某处中书省事”的头衔,代表朝廷临时主持地方上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事务,逐渐转变为常设地方机构,褪去了中央派出机构的色彩。由于行省的设置,元代形成了行省—道—路—州(县)多级地方行政体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到中华民国建立。元代的行省于地方事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

  明代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分置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其中都指挥使司掌军事,布政使司掌民政事务,按察使司掌刑狱。为何元代行省不需分权,朝廷也不担心地方官权力过大呢?书中对此解释,元代行省只有主要长官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后来的清代在很大程度上效法了元代的这种做法,也就是清代学者杭世骏所说的“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此语说破机关,因此引来乾隆帝暴怒,杭世骏也几乎因此招致杀身之祸,实在令人唏嘘。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元代行省设置对后代的影响之大。

  元朝为何与“大蒙古国”分裂

  当然,书中也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辽代的正式国号,通说认为有“大辽”“大契丹”两个——太祖建国称“大契丹”,太宗建号曰“大辽”,圣宗改号“大契丹”,道宗又复号为“大辽”。后来也有意见认为,“大辽”“大契丹”其实是双重国号,在“大辽”国号创立之后,“大契丹”的国号并没有废除,双重国号制度行用于辽朝全境,前者用于汉地,后者用于契丹本部。《辽夏金元史》虽然也认为“大辽”乃契丹专用于汉地的国号,但又提到,947年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之后,“建国号大辽”,认为“这个大辽国是承继后晋的汉地新朝,乃大契丹国的附属国”,也就是“国中之国”,并将其类比作太祖阿保机灭渤海之后建立的“东丹国”。但“东丹”的国王,是阿保机的太子耶律倍,而“大辽”的皇帝,则是太宗耶律德光自己,两件事似乎也不见得能够等量齐观,因此也只能视为一家之言。

  另外,书中将1264年忽必烈邀请西道诸王前来参加“忽里勒台”(蒙古诸王推选大汗的议会)之流产,视为“大蒙古国”解体(分裂为元朝、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的标志。但中世纪波斯史学家拉施特的名著《史集》里有记载,钦察汗国首领别儿哥认为:“合罕(指忽必烈)、旭烈兀(成吉思汗之孙、伊儿汗国建立者)和全体宗亲们所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也一定在牛年(1265)出发,在虎年(1266)走完路程,在兔年(1267)和旭烈兀一同出席忽里勒台。”但别儿哥与旭烈兀等人很快相继去世,这次忽里勒台的流产更多是因为意外缘故。

  相比之下,似乎1269年窝阔台、察合台系宗王与钦察汗国继任者忙哥帖木儿等中亚、西北地区的诸王,在塔拉斯举行的忽里勒台更有标志意义。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与会者宣誓要保持蒙古传统的游牧风俗和习惯,不再承认忽必烈的大汗地位。《辽夏金元史》中承认,这次忽里勒台对大一统的局面构成威胁。元朝与西北诸王之间的战争就此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终忽必烈之世,他也不曾看到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宗王的臣服。

  当然,“大蒙古国”本来就是一个通过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政治联合体,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其分裂有内在的必然原因,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此而言,具体年份倒也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无论如何,一如书中所言,“与大蒙古国的分裂同时,一个汉族模式的中央集权制官僚制王朝——元朝——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恰如塔拉斯大会上与会者们的指责,“本朝旧俗与汉法异,(忽必烈)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对于中原的向心力,始终是这个冲突与交融的时代历史演进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郭晔旻)

[ 责编:刘朝 ]
阅读剩余全文(

您此时的心情

光明云投
新闻表情排行 /
  • 开心
     
    0
  • 难过
     
    0
  • 点赞
     
    0
  • 飘过
     
    0

视觉焦点

  • 《朝云暮雨》:从荒诞到温情的一步之遥

  • 《我的阿勒泰》:这与我无关的生活,令我动容

独家策划

推荐阅读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2024-04-23 16:17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2024-03-18 10:28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2024-03-08 16:31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2024-03-01 14:51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2024-02-09 16:37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2024-01-30 11:31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2024-01-15 09:41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2024-01-12 09:39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2024-01-04 15:35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2023-12-14 17:59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2023-11-09 10:22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2023-10-24 11:06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2023-10-10 09:58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3-09-27 09:53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2023-09-15 10:49
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2023-08-22 09:41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2023-08-18 09:14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2023-07-18 17:59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2023-07-12 09:32
加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