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嘉

　　著名海外作家张翎向记者讲述了她以前做听力康复师的一次经历：一位来自苏联的病人在登记表上写下的职业是大楼清洁工，但敏感的张翎并不相信，“因为他的头发梳得非常整齐，他总是穿着白色或其他浅色衬衫，领子和袖口很干净。他说英文有很浓的口音，但是他永远会说 please、thank you这类很礼貌的话。有一天，我们偶然讲起多伦多的房价，我说这个地方太贵了，应该到皮克灵买房子，郊区房价便宜。他听了勃然大怒，说：‘你安的什么心？这种地方怎么可以叫人住？’我吓得不敢说话。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幸存者，是一位苏联科学家，而皮克灵有加拿大最大的核电厂之一。我突然明白，原来一场灾难或战争是有始有终的，它是一个可以界定的事件，但是带给人的影响是不可界定的，有可能波及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在他死后还会持续影响到他的家庭。”

　　从2007年开始，张翎开始关注灾难、战争、创伤问题，写了《余震》（后被冯小刚拍成电影《唐山大地震》）《劳燕》等多部作品。张翎感谢自己做了17年听力康复师的经历， “这份职业既给了我一份稳定的收入，又给我提供了丰沛的写作营养。”

　　长篇小说《归海》由作家出版社最新出版，这是张翎“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二部。张翎表示，之所以名为“战争的孩子”，而不是“战争”，主要原因在于它们讨论的不仅仅是战争，更是灾难带给人的影响。

　　《归海》先写了英文版 跳出舒适区觉得又年轻了

　　小说《归海》通过袁家母女的情感流变，探寻了中国女性的人生磨难与命运浮沉，并延伸至20世纪中国历史中个体生命的苦难记忆。《归海》出版，距离上一部《劳燕》已有六年，张翎解释说：“《归海》是我的第十部长篇小说，以前几乎每隔两三年都会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次间隔的时间稍微长了一些，但是，六年里，我写了中英文两个版本，所以，节奏也还不算太慢。”

　　《归海》的英文版《Where Waters Meet》是张翎第一次用英文创作小说，说起原因，则与 “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第一部《劳燕》有关，“在美国很少有人读翻译书，但《劳燕》超乎寻常地卖得好。出版社建议我去网上看看美国读者的书评，我其实不太愿意看书评，因为网上说什么话的人都有。后来，我就喝了一杯酒，壮胆去看书评。看到第一个书评就把我吓了一大跳，那一条书评写的是：读《劳燕》之前，我不知道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

　　这件事不但坚定了张翎将三部曲写下去的决心，还使得她决定直接用英文写作《归海》。虽然自言有过七年正规西洋文学的训练，但张翎坦承创作英文小说有很多困难，“用母语写作，说句老实话，写久了多少心里清楚。虽然创作之前做调研难，但是，真把大纲做出来之后，写作往往是轻松的，很容易进入一种老油条的状态。而英文写作进入一个新的语境后，少了在母语里面那种可以恣意使用语言的轻松随意。那阵子，我常常感觉脑子在到处寻找舌头——灵感排着大队等在脑子里，可是找不到词语的出口。寻找的过程很辛苦，但是一旦彼此找见，陌生的语言绽放出怪异却令人兴奋的花朵。那个过程很奇妙，似乎是一个人站在一片空旷的大地上，周围没有任何熟悉的参照物，你顿时陷入深深的无知，却也因此生出了一种初生牛犊的无畏心境。无知和无畏总是密切相连的。”

　　用英文写作的挑战让张翎的神经紧张而振奋，“我感觉突然年轻了。很幸运的是，由于《劳燕》的英文版卖得好，《归海》在我没有写一个字的时候就已经签约了，没有了出版的压力，而且我感觉也许这本英文小说不会有太大市场，可能没有多少读者会看，所以，我没有任何期待，不用考虑任何事，写起来让我感觉像是重新回到当年写第一本小说时候。”

　　张翎笑说不喜欢评论界以“成熟”来形容她，“我觉得成熟在生物学的意义就是瓜果熟了要落地了，麦子金黄了要收割了。我经常想我不要成熟，让我慢慢地磨蹭磨蹭，这儿走走，那儿撞撞，也许撞得鼻青脸肿，没事儿。让我再长一会儿，我不要那么快地成熟。”

　　在张翎看来，英文写作和中文写作有很多不同，一个简单的例子，张翎用中文写作的时候基本不太用形容词，“能用一个细节来表现的，就不需要用形容词”。而英文由于一个单词的音节很多，念起来有种音乐感，所以，在排列句子的时候，张翎需要找到音乐感，这种感觉和用中文写作时是不同的，“中文是一个字一个音节，这样构成的音乐感跟长长短短的英文构成的音乐感是两样的。所以，你脑子里要有很深切的一种警醒，知道你要捕捉的那个长短句的音乐感和一个字一个字的音乐感是怎么样构成的。我用英文写时是用英文思维，会捕捉长短句里头的音乐感。但是，同样的手法，我似乎觉得在中文里使用不起来，中文写作是另外的一个路数。”

　　作为人的我会被各种情绪裹挟 但作为作家的我必须保持冷静

　　完成了英文版的《归海》, 张翎又写了中文版的《归海》，她强调，中文版不是简单的译本，而是重写的一个故事，“在英文版的基础上做过了添删、细化、改写和重写，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同一个故事的两种写法。”

　　但是，张翎又希望两部作品的名字有契合的地方，“《Where Waters Meet》直译的含义是‘水相连的地方’，或者说水肯定要相遇的。我希望将水的意向保留在书名中，而且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女儿与母亲在走过千山万水之后的重逢。正如她们从温州出发，来到东海，来到黄浦江，越过太平洋，来到加拿大……母亲是带着对故土的无限眷恋重返故乡，女儿是带着她的灵魂来归家的。”

　　《归海》采取了对话与书信的结构，分两条线讲述，一条是女儿袁凤和丈夫的通信，一条则是袁凤自己书写的母亲的故事，有倒叙、有插叙，还有些悬疑，“上难度”是张翎保持写作热情的一个原因吗？张翎表示这次并非刻意如此，“这个构架完全是故事刚需。《归海》里蕴藏着一个几乎是故事内核的巨大秘密，需要安置在将近结尾处，才能产生我所希冀的悬念和冲击。出于这个考虑，倒叙和插叙就成了完成故事结构的必需。但假如一味陷入对往事的回忆，就会把袁凤现在的生活以及她的丈夫乔治抛出了叙述中心，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所以，我借助了通信的方式，将袁凤现在式的生活和过去式的回忆相互交织，彼此映照。”

　　《归海》的故事沉重而心酸，对于写作者而言，恐怕在写作中更为虐心，问张翎如何将情绪抽离出来，张翎说：“《归海》中袁春雨姐妹在狱中的那段经历自然是最揪心的，也是最难处理的，因为有些场景，真的不适合直接用文字表述，让读者直面。但在描述这些场面时，我的思维是理性的。作为人的我，会被各种情绪裹挟，但作为作家的我，必须保持冷静，与事件隔开一个距离，才能完成事件的叙述过程。”

　　张翎认识一位资深医生，他说过的一句话对张翎启迪很深，“他说一个好医生一定不能任由同情心泛滥，因为情绪会阻拦他对病情作出理性的判断。我觉得这话也可以同样使用在作家身上。一部长篇小说是不能完全依赖于情绪的，有时候不加节制的情绪泛滥还会损害整部作品的整体节奏。尽管我写了这么些年战争灾难和创伤题材的小说，也有过一些情绪接近崩溃的时刻，但那样的时刻很罕见。大部分情况下，我都能从情绪中抽拔，给自己一个理性的审视空间。”

　　通过水的意象来探讨女性生命的力量

　　张翎作品中的女性生命力非常强，既柔弱又坚韧，《归海》也不例外。在张翎看来，坚韧，有生命力，都是女性如水的表现。《归海》是一部关于“水”的传奇。“水在《归海》里，是与情节息息相关的场景，小说的几个重要事件都是在水边发生的。水也是主人公的生活轨道，是一个人文化身份的象征，但更重要的是，我想通过水的意象来探讨女性生命的力量。”

　　在现在这个多元化社会里，人有许多选择，每个人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坚持自己的处事态度。但是，在构成《归海》年代叙事的那个时间段里，可供女性选择的机会很少。战乱时代里，存活才是唯一的硬道理。“对于女性来说，除了承受战争强加给所有人的伤害之外，她们还要蒙受独属于女性的耻辱。这个耻辱不仅来自战争，还来自社会传统文化偏见，往往是无法辩解，一生也不能摆脱的。”

　　张翎认为女人对命运的反抗，和男人的方式有所不同。男人的反抗是有分贝的，爆发型的，响亮的，瞬间的，有热度、有硬度，可以用钢用铁用岩石来形容。可是女人对命运的反抗，却更像是水。“水是世上最能顺应环境的，如果把它放在盆里，它是圆的；把它倒在木盒子里，它是方的。只要有一条缝隙，它就能存活。只有存活下来，才有所有的可能性。《归海》中，我的女主人公把生命的气血节省着用，在别人使用情绪的时候，她们使用耐心。她们是存活者，是我心目中具有强悍生命力的人。”

　　张翎把女主人公形容成水，但不是曹雪芹《红楼梦》中洁净如冰雪的水，“我笔下的女子是泥水，看上去是污泥浊水，但它滋养万物、保守自己，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保留性命。”

　　关注战争遗留给人类尤其是女性的长久创伤

　　近十年来，张翎一直在为“战争的孩子”三部曲做案头调研和采访，“在为《劳燕》作调研的时候，三部曲的想法就有了雏形。这些年来积攒的素材有很大一部分是三部曲都可以共享的，但也有一些部分是属于各自篇章的，比如《劳燕》中涉及的中美联合抗战部分，以及《归海》中涉及的战争女性受害者的命运。”

　　《归海》里的母女两位女主人公是否有原型？张翎解释说，小说并没有基于某一个真实人物创作，“她们是一群人的合体，或者说缩影。和我其他小说本质上一样，《归海》里的人物都是虚构的，但背景和故事细节都是真实的。发生在许多真人身上的散乱细节，被集中安排在了一个虚构人物身上，所以，你可以说《归海》是百分之百真实的，也是百分之百虚构的。”

　　张翎表示，《归海》和《劳燕》虽然情节迥异，但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关注战争遗留给人类，尤其是女性的长久创伤。“其实，我并不是从这两部作品开始关注创伤话题的，早在写《余震》（2007）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心这个话题了。我在北美做过17年的注册听力康复师，在我的病人中，有许多经历过战争的退役军人（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还有一些从世界各地涌来的战争难民。这些人所经历的灾难，是我这样在和平年代里出生长大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战争和灾荒使他们失去了听力，也使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的生命体验，极大地丰富了我作为作家的灵感。”

　　张翎坦承当年选择做听力康复师，只是努力寻找的一条维生之道，“因为那时，光靠写作无法维生。我虽然是温州人，但丝毫没有温州人的经商天赋，对基于数字的职业毫无兴趣，只能绕远走一条迂回辗转的谋生之途。于是，选择了听力康复这个能用得上我的文科语言背景、能近距离地接触人群的职业。”

　　如今回头再看，张翎说听力康复师生涯对她的写作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些经历让我开始思索‘创伤’这个话题，谁也无法预测它会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存留多久。我希望我的小说可以将这些潜藏的情绪表面化，从而引起人们的关注。”

　　张翎透露，三部曲的第三部大致框架已经有了，还在考虑怎么布局故事走向和人物关系的阶段，希望明年可以开工。

　　写作是“自救” 永远“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在张翎童年的记忆中，没有布娃娃的她经常坐在海边看着海水，心里想着海水会走到哪儿？那边的人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子？“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可能是我文学想象力的开始。在这种闭塞环境长大，我考上复旦大学的时候，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种爆炸，我张大了毛孔，吸收所有新东西。”

　　很多人问张翎是什么影响了她，是哪一个人、哪一本书使她最终成为作家。“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回答。当然，我读过很多书，我人生道路上认识过许多人，他们都或多或少影响过我。但我想成为作家的想法，却是发生在我具有阅读能力之前的，也许从我出生时，我的血液里就带了这样的成分，尽管经历了很多迂回辗转的历程，我才真正成为作家。”

　　张翎认为，对于写作者来说，技巧和构架能力是可以通过大量的阅读和观察学习而后天培训出来的，但想象力是一种天赋，有了就有了，假如没有，很难后天获取。“我觉得我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一个基本属于形象思维型的人。除了想象力之外，在涉及自己不熟悉的小说题材时，还需要能把自己置身于那些人物之中的共情能力，如果没有，就很难写出自己生活范围之外的作品。”

　　对张翎来说，写作是她的“自救”，因为她觉得除了写作，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别的手艺。“它是唯一一件我想干也干得了，而且干得还差强人意的手艺活。‘自救’还有一层意思，是指写作是我的定海神针，是唯一一桩能让我在变化无常、飘摇不定的世界里安静下来的事。如果我不写作，我不知道该拿我的生命怎么办？我可能会彻底失衡，失去存在感。”

　　而对于自己写过的书，张翎说一般她不会再去看，永远“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对于书里的人物也是如此，“有时我花费很多心思塑造的主角，反而感觉平平，而一些次要人物，如《劳燕》中的水牛和鼻涕虫，《归海》里的纪代和小虎，反而有些鲜活之处。”

　　问及写作日常，张翎说自己算不上特别刻苦，但是悠悠地坚持着。“在进入写作状态时，一般会在一大早起床后，头不梳脸不洗，沏一杯咖啡，状如女鬼般上楼进入办公室，一边喝咖啡一边开始打字。到中午吃一顿两餐连在一起的午饭，稍稍休息一下，下午再接着写一两个小时。我一天的写作时间最多也不会超过五六个小时。晚上怕影响睡眠，一般不做脑力输出的事，只做营养输入的事，如看书、看电影、和朋友聚会。最近看的书有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和《大树林》，还有萨拉马戈的《修道院纪事》。”

　　张翎16岁辍学做小学代课老师，又进入工厂成为车床操作工，后考入复旦大学，又去加拿大读书，经历可谓丰富。不过，她表示，目前为止，还没想过要写自己的故事，“也许更老一些、想象力开始枯萎的时候，我会考虑写几个片段。我的个体生命轨迹在大千宇宙中连一粒飞尘都算不上，真不值得为人所知。与其花时间在这样单一的生命个体上，不如好好写虚构小说，这样我可以把许多人的精彩故事汇集在一个或几个人物身上。”

　　问她还有什么文学上的“心愿”没有达成，张翎希望寻找新的途径来讲老故事，“毕竟‘日光之下无新事’，世上所有该发生的事，基本都已经发生过了，倒是讲旧事的方式和角度，可以无穷创新。”

　　对于未来要创作什么故事，张翎说要靠灵感推动着她，“我对年龄没有概念，我常常会忘了我多大，不骗你，你问我年龄的时候，我要算一算。我在努力做我能做的事情，要时时刻刻警觉你的潜力。潜力没有用完，我就努力朝这个方向，写出我认为对我自己来说最好的作品。”（张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