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建院90周年，近日，南京博物院推出“玉润中华——中华玉文明的万年史诗图卷”特展，汇集国内40多家考古文博单位的文物珍品600余件（组），为广大观众奉上一场顶级玉器盛宴。

　　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王奇志表示，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此次展览分为玉生华夏、玉成中国、玉美神州3个章节，以中国玉器近万年的发展史为线索，阐释博大精深的玉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呈现精美玉器所蕴含的匠心巧思和中华民族比德于玉、温良坚韧的品格。

商代大玉戈，湖北省博物馆藏。

元代嵌宝石金座玉帽顶，湖北省博物馆藏。

　　先民制玉 沟通天地

　　在展览第一单元，一组距今9000多年的玉器诉说着中国先民制玉的悠久历史。

　　黑龙江省饶河县小南山只是一座百米小山，却被誉为“中华玉文化的摇篮”。2015年以来，小南山遗址出土了环、玦、管、珠、璧、斧等各类玉器140余件，部分玉器表面有砂绳切割留下的弧形痕迹。根据文化特征和测年数据分析，这批玉器的年代为距今9000多年，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器组合。

　　发源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距今6500年至5000年，以种类丰富、雕刻精美的玉器闻名于世。这些玉器大多作为随葬品出现，具有宗教、祭祀意义。龙形玉器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玉器，一种是C形玉龙，另一种是玉猪龙。此次展出的故宫博物院藏红山文化玉龙由一整块黄绿色闪石玉雕琢而成，龙身弯曲成优美的虹形曲线。玉龙头部雕刻出梭形长眼、长而前凸的吻、上翘的鼻等，脑后长鬣飘逸，龙身中部有穿系孔。据介绍，这件玉龙是目前所见最大的一件C形玉龙。

　　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是国内目前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集坛、庙、冢为一体的大型宗教祭祀遗址，出土了大量红山文化玉器。展览中展示了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玉凤、玉人等，一般被认为是巫师祭祀通神时所用的法器。

　　距离牛河梁遗址1000多公里的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也是一处以玉闻名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距今约5800年到5300年，出土了与红山文化相仿的玉人。这件玉人为蹲坐状，方脸，细目，姿态端庄虔敬，两臂弯曲，五指张开置于胸前，双手戴有多个臂环，背后饰高颈服饰和对钻的隧孔。专家认为，相距甚远的凌家滩和红山文化遗址出现了相似的玉器，表明这一时期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交流互动。

　　玉鹰也是凌家滩文化的典型器物，双面雕刻，呈展翅飞翔状，双翼作猪首形，鹰首侧向傲视，鹰眼、猪眼和猪鼻孔均以穿孔表示。鹰腹部刻有圆圈间八角星纹。据介绍，八角星纹在长江中下游和海岱地区常见，或为刻画，或为彩绘，反映了华东地区先民对该图形意涵的一致认同。

　　在凌家滩文化走向衰落的同时，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开始兴起。玉琮是良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玉器，通常作为随葬品放在墓主头侧、手边或套在手臂上。展览中呈现的多件良渚文化玉琮均刻有神人兽面纹，这种纹饰在不同形制的良渚玉礼器上多有出现，代表了良渚先民的信仰。

红山文化玉龙，故宫博物院藏。

凌家滩文化玉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战国晚期朱雀衔环踏虎玉卮，巢湖市博物馆藏。（本文图片均由苏阳摄）

　　以玉载礼 一脉相承

　　夏商周时期，多元化的邦国文明逐渐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玉器成为维持国家礼仪和制度的载体，在华夏民族的凝聚、统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二里头遗址被称为“最早的中国”，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青铜铸造作坊等，专家认为可能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二里头文化的文明底蕴经过商周的传承扬弃，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以牙璋、璧戚为代表的玉礼器是二里头文化礼制的象征。牙璋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早期牙璋尺寸较小，造型较为简单，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牙璋向尺寸大型化、扉牙龙形化、功能礼器化转变。此次展出了二里头遗址七区7号墓出土的牙璋，是二里头迄今发现的4件牙璋中造型最复杂的一件。器身下端与柄部之间有阑，阑部刻有密集的凹凸弦纹，阑两侧边施刻大小扉棱与扉牙，左右两两相对，排列密集工整，显示出很高的工艺水平。

　　玉戈在商代玉器中是王权礼制的典型代表。此次展出的商代大玉戈出土自湖北省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李家嘴3号墓，长94厘米、宽11厘米，是目前已知商代玉戈中最大的一件。

　　到了周代，玉的宗教功能明显弱化，玉器成为礼制和伦理的载体。除了象征神权与王权的礼器之外，各种佩饰器大量出现。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虢季夫人墓出土的西周五璜联佩，由1件人龙合纹佩、5件形态各异的璜、368颗红色或橘红色玛瑙珠和15颗菱形料珠相间串系而成。《周礼》等文献中明确记载了贵族器具的使用等级，从考古发现看，虢国国君为公爵，墓葬有七璜联佩，虢国国君夫人的随葬品为五璜联佩，与晋国国君（侯爵）随葬玉佩的等级一致。

　　春秋战国时期，玉器的使用逐渐扩大到普通百姓，此外，以玉比德的风气兴起，提倡佩玉制度化，玉器的装饰性也更加突出。此次展出的战国晚期龙虎纹绞丝环、玉舞人、龙首衔环双身玉带钩等，造型灵动，雕工精细，令人赞叹。

　　卮是古代盛酒、饮酒的器皿，流行于战国和两汉时期，常用于重要仪式、筵席等。安徽省巢湖市北山头1号墓出土的朱雀衔环踏虎玉卮，采用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线刻等多种技法刻琢纹饰。整器造型别致，构图奇巧，工艺高超，是价值非凡的玉雕精品。

　　汉代重黄老思想，玉器多表现求仙、长生主题，常刻画王母、朱雀等道教神灵形象。东汉镂雕东王公西王母纹玉座屏出土于河北定州中山穆王刘畅墓，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也是汉代玉器中唯一的玉座屏。此器由4块镂空玉片接插而成，两侧支架为连璧形，分别透雕一龙。中间两屏玉片略呈半月形，两端有榫，插入架内，两屏分别透雕西王母、东王公和羽人、朱雀、玄武、玉兔、三足乌等纹饰。整个画面灵动多姿，超世脱俗，颇具浪漫主义色彩。2013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精雕细琢 多姿多彩

　　三国时期至明清，在多民族融合、东西方交流的历史大潮中，中华玉文化吸收融汇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和技术，迈向艺术巅峰。

　　唐代丝绸之路畅通，和田玉料大量输入中原地区，有实用价值的玉杯、玉碗增多，并出现新型饰件和表示官阶高下的玉带饰。展览中的唐代胡人伎乐玉带、羚羊首玛瑙来通杯等反映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盛况。

　　宋代玉器器型多样化、实用化，图案装饰丰富，以人物、花卉和鸟兽为题材的玉器神形兼备，富有生活情趣。天津博物馆藏骑鹅持荷玉童子由和田白玉制成，生动写实，情态逼真，展现了当时的社会民俗。据文献记载，宋代七夕节，民间多供奉一种叫“磨喝乐”（又称“磨合罗”）的玩偶，即手持莲花或荷叶的童子。莲蓬多子，持莲童子寓意“连生贵子”。

　　辽金元时期是文化融合的时代，“春水秋山玉”是这一时期独特的玉器类型，表现北方游牧民族的狩猎、游幸活动。展厅里展示的春水图玉钩及绦环、双鹿柞树纹玉饰、秋山图玉带饰，均是这一题材的典型代表。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元代嵌宝石金座玉帽顶华美夺目，由金质椭圆形喇叭状底座和白玉镂空龙纹顶饰组成，金座覆莲瓣面上现存宝石7颗。元代帽顶是辨尊卑的标志之一，帽顶用玉品级高于用金，宝石及龙纹玉帽顶应为皇室贵族佩用。

　　明代玉器形成了追求装饰美的艺术风格，随着商品经济繁荣，民间观玉、赏玉之风盛行，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中开有玉肆，最著名的制玉中心是苏州。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子刚”款白玉凤螭万寿纹合卺杯是苏州制玉名家陆子刚的作品。杯为双筒相连式，两筒间镂雕一凤为杯柄，杯前雕双螭攀趴于杯壁，外饰上下两周绳纹，两道绳结间雕方形饰，其上琢“万寿”二字。杯两侧分别琢篆文诗句和款识，其中一侧杯口沿琢“子刚制”款。据此次展览策展人左骏介绍，该合卺杯可能是明代后期某位皇帝大婚时所用。

　　清代玉器玉质精良，碾琢精细，品种繁多，包括仿古玉器、陈设玉器、实用玉器、装饰玉器、文房玉器等。清乾隆嘉庆时期集历代玉雕之大成，在中国古代玉器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后人以“乾隆工”来赞誉乾隆朝精益求精的琢玉工艺。展览中可以看到乾隆时期的白玉熏、仿古雕龙黄玉方觥、青玉丹台春晓图山子等，还有一方珍贵的“太上皇帝之宝”玉印，是乾隆帝传位于嘉庆帝后使用的。

　　从通天的法器到王权的象征，再到君子品德的表达，乃至成为百姓生活中兼具实用性的工艺品，玉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不断创新发展，历经万年仍散发着温润的光芒。（尹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