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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 舒
忽然发现好友的微信头像换成了近来很火的越剧女小生陈丽君的剧照。心中暗想:原来越剧当下如此“出圈”了?
事实上,越剧和她的女小生们,从来都不是籍籍无名。百年生聚,“清韵剡溪边,流响浦江畔”,她们成为“顶流”很多年。记忆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石库门客堂间,是某位婶婶或阿姨全家的卧室客厅加餐厅。每次去做客,金星彩电的小屏幕上总有绍兴戏录像带在循环播放,看不清脸,只觉温香软玉、一唱三叹,“手心手背都是肉”“万千相思怎丢开”……伴随着后面灶间油镬热烈、手边绒线缠缠绕绕。间或楼梯声声,后门口探出问候:今朝有人客来啊?
深冬寒夜,独居的老姑婆总是先把汤婆子冲好,捧着宝贝半导体早早钻进被窝,眯起眼睛,伴随着越音或评弹,神游入定。溽暑黄昏,空气中氤氲着洗澡水的热气和花露水的香气,弄堂里传来各家父母唤儿吃饭的声音、柴爿馄饨的叫卖声、自行车穿梭的铃声,背景音里少不了绍兴戏悠扬的唱段。
听八十多岁的父亲说,家里老房子在南京西路凤阳路口,遇上新戏,原籍宁波的奶奶会带着几个女儿,坐黄包车去大马路的戏院看戏。快九十岁的小孃孃,那时经常躲在三层阁里,躺在床上看越剧“戏本”和画报,看着看着变成了近视眼。我一想,那不就是从前的“女文青”和她的B站、抖音、小红书?
从小电视里各种晚会,都少不了越剧名家名段,《红楼梦》“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梁祝》“我家有个小九妹”,耳熟能详,人人哼唱。千禧年间,上海大剧院版《红楼梦》开风气之先,盛况空前。为一睹为快,父亲和我特意跑去福州路上海书城,终于买到最新VCD,当年春节成为款待亲友的“试听大宴”。待出了越剧电视剧版《红楼梦》,众人疑惑:越剧是找不到“林妹妹”了?居然找昆曲旦角来演?至于每年春晚戏曲节目,难免吐槽:为啥唱来唱去就是哥哥妹妹那两句……
对于上海人来说,越剧从未退场,只是大师渐远。不经意间,小小百花陈丽君们横空出世,“一石激起千层浪”,激起年轻人的惊与喜,也触发了那些被遗忘的文化DNA。
出道即顶流
女小生的破圈绝非一时运气,而是来自其“百年传承的积淀与底气”。1923年7月,第一个越剧女子科班在浙江嵊县(今嵊州)创办,开启越剧从“男班”向“女班”演变的历程。仅十余年,女子越剧便已遍地开花。1938年后更是超越男班,在上海演出市场崛起,由此进入了越剧发展一个高峰期。女演员的嗓音条件、表演特点、审美趣味等,恰好匹配江南温婉柔美的气质。为纪念女子越剧诞生百年,上海图书馆开设“越韵莺声”系列展,展示女子越剧珍稀文献,回顾女子越剧百年历程。
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40年代女子越剧已超过京剧成为沪上最热剧种。1947年出版的《上海旅游指南》中,越剧剧场32家,京剧只有6家,“越剧就是当时上海的娱乐之王”。“越剧十姐妹”红极一时,袁雪芬、尹桂芳、徐玉兰、范瑞娟、傅全香、筱丹桂、竺水招……被作家李舒称为80年前的“上海越剧女子101天团”。
新中国成立后,女子越剧迎来“辉煌时刻”。截至1954年,上海共有越剧团38家;全年越剧观看人数为790万人次(当时上海总人口约662万人),占各剧种观剧总人次34.88%,名列第一。上世纪60年代,全国20多个省市都有国营越剧团,总数曾达200多家。女子越剧一度成为在观众和从业者人数上仅次于京剧的“第二国剧”。
越剧的粉丝,以基层市民为主,他们坚强而稳定,热情而坚贞。上世纪40年代末期就有戏迷俱乐部,比如当红女小生范瑞娟后援团叫“娟社”。戏迷们对自己的“爱豆”爱得狂热,有人给偶像写了成百上千的信,许多刊登在了小报、剧团专刊和戏迷杂志上。甚至于,越剧戏迷因在公共场合不加掩饰地表达对自己偶像的痴迷,“虽遭一般人耻笑亦不顾”。您看,现在“饭圈”那一套,阿姨们当年早就玩腻了。
1962年越剧电影《红楼梦》在香港连映38天400余场,观众高达40万人次。“文革”后《红楼梦》重映,又创国内影片历史纪录:约有12亿人次观看这部电影(当时大陆人口不过9.6亿),获票房2亿元(当时票价只有5分到2角)。在上海,36家电影院24小时连映,场场爆满。主演王文娟回忆,电影散场后,地上能扫出一大堆鞋子袜子,“人太多,被踩下来的”。
本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和迎宾表演,“小百花”们多次亮相,粉丝们欢呼不已。殊不知,70年前越剧就在国际外交大舞台闪亮登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为让与会国家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气象,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我国刚拍出的第一部彩色电影——由范瑞娟、袁雪芬主演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总理特别指示,请柬上说明“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外国观众深深沉醉,连喜剧大师卓别林都专门要求观看,并为剧中情节潸然泪下。越剧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外交的重要部分,一度成为地方戏曲中政治地位最高的剧种之一。
“破圈”在路上
女子越剧百年,从乡间船埠头一路唱到杭州、宁波、上海大码头,一直在路上,始终在革新。
历史如一个轮回。上世纪80年代,茅威涛何赛飞们的小百花复刻了前辈40年代的风光。40年后,陈丽君们又来了一次,越剧似乎重回民众视野娱乐主流。《诗与政治:20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中有“神预言”——越剧在21世纪伊始的这个小小复兴,较之以前似乎没有太大变化:言情剧的程式一如既往,永不疲倦地用柔美的风格向女性为主的观众讲述着女性的故事。观众与明星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多大变化:戏迷往往迷失于其偶像的艺术和个性魅力之中而难以自拔……“看起来,从前支持了越剧的社会经济进程似乎又复活了”。
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传统戏曲在当下如何真正走近年轻人,成为新的生活方式,而非博物馆的“非遗”展品?
客观来说,抛开皮囊,新生代们在表演上依然略显单薄,前路漫漫,不能简单网红化,更要严防“油腻化”。
百年前,越剧顺应城市文化发展进程、女性情感需求,凭借自身努力,在时代大潮中被选中,扶摇直上,成为影响力巨大的“第二国剧”。百年后,越剧能否借“文化自信”、传统文化复兴之东风,以市场化专业化力量,依托新型传媒和粉丝,继续迭代升级,进而“重建其黄金时代巨大的青春活力及其引领时代潮流的艺术原创力”?
和京昆等剧种相比,越剧早已形成的女性文化特色和市民文化取向,依旧亮眼;越剧那些曾经年轻的、革新的、充满女性互助力量的特质,依然珍贵。《舞台姐妹》“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的箴言理当在心,越剧十姐妹义演《山河恋》的壮志豪情不敢相忘,《祝福》“勇为天下先”的开拓值得传承。
“新热潮”如女小生,回头看,“仍是一百余年前滔天巨浪的余波、振聋发聩声响的余音,以及传统文化在现代环境下去粗取精、自视自省的余韵”。(杨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