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赖秀俞

　　《我本是高山》以张桂梅校长排除万难，在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创办免费女子高中的事迹为故事原型，呈现了乡村女性的发展困境。其中张校长与一群女高学生所追求的“走出大山”，所指的不仅仅是阶层的跃迁，更重要的是能够遵从个体的自由意志，选择自己的命运。在电影中，“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叙事要素。张校长的奋斗目标就是帮助这群女高学生实现“逆天改命”的理想，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悲壮。

　　作为一部主要角色均为女性的电影，观众与市场自然会关注它将如何表达女性角色、经验与话语。但是，《我本是高山》的主旨使整部电影超越了性别议题，而成为一种独特的中华民族奋斗故事。《我本是高山》中的主角，纵然都是女性，但电影不仅仅停留于讲述女性的成长故事。倘若我们以当前中国社会对女性主义的讨论视野观照这部电影，将会发生问题意识的错位。因为目前盛行的女性主义论述实际上大多以都市中产阶级女性为对象。然而在偏远的乡村，女性所面临的性别困境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经济困境。因此，我们恐怕难以从当前以新自由主义为底层逻辑的女性主义理论视野去考察这部电影。生于偏远地区的贫困乡村，她们根本无从选择自己的命运。因而她们的生命轨迹以及人生选择并不符合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与秩序。“命运从来没有什么公平可言，有本事自己去改变它”，影片中张桂梅所说的这句话看似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推崇，但实则是处于现实困境中的无奈之言，而这种无从选择，首先不是因为性别，是因为贫穷。贫穷使她们不得不穿山越岭上学，贫穷使她们甚至不能拥有一双完整的鞋子，也正是因为贫穷，她们渴望走出大山，改变自己的命运。

　　虽然，无可否认的是，即使同样都处于贫穷的境地里，但在一个父权制社会里，女性比男性更为弱势。但这并非这群女高学生所面临的首要困境。在影片中，张桂梅带给这群学生最宝贵的东西，并非与自己的性别身份进行抗争，而是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山月与山英的故事非常具象地折射出这种可能性的伟大之处。山月勤奋好学，本应拥有光明的前途，但父亲与哥哥的安排让她嫁给一个年龄悬殊的男性，很快生下孩子，后来被家暴致死。山英一开始学习成绩不好，因为家庭贫困，立志要辍学打工供养姐姐读书。在山月刻苦地读书时，山英以瘦弱的身躯在工地劳作。然而，拼命努力，盼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山月，最后却永远与这个机会失之交臂，而山英一直游离于学校内外，差点被父亲与哥哥送去“换亲”，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张桂梅校长“拯救”。山月被丈夫家暴致死后，山英再也无法继续学业，开始自我放逐。这时，张桂梅又一次将她拉回学校，由此彻底改变了山英的未来。山月与山英宛如双生花。山月的生命飘逝之后，山英继承了山月的梦想与意志。亦因此，在山月得知自己考上大学时，那句回荡于大山之间的“我考上了”才如此动人心魄，毕竟这承载着两个人共同的命运重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山月用粉笔写在家中房梁上留下的“我本是高山”才如此触目惊心。一方面，这当然呈现了命运的诡秘与无常，另一方面，山月的悲剧揭示了偏远乡村中女性的艰难处境：一个渴望成为高山的女孩，甚至没有资格获得与命运展开抗争的机会，就早早地宣告惨败，重复了一众大山女孩的命运。她并非败给了自己的努力，而是败给了结构性的社会困境。

　　就此而言，《我本是高山》已溢出了女性主义的讨论范畴，而指向更为宽广的生命议题。无论是片中的张桂梅，还是这群女高学生，她们都是与命运抗争的一粒尘。“我本是高山”既是她们的自我期许，也是她们的奋斗动力。山月的悲剧昭示了一粒尘的命运本相，而她们以“高山”自许，就是要突破与超越自己的命运。这可能是另一个版本的《活着》。摆脱贫穷，以及与贫穷如影随形的婚恋苦果，走进充满着无限可能的未来，是她们孜孜以求的生命愿景。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指出，“父权制”的核心就是男性在家庭内外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在贫穷的处境里，女性的婚育价值首先被视为一种可交换的生产资料，而她们接受教育被认为是一件在经济维度上“亏本”的事。相当反讽的是，进入并被这种统治秩序紧紧捆绑的已婚女性往往会自觉维护父权制的稳定运作，例如影片中祖母劝山英放弃学业，回家嫁人的坚硬态度，指明了性别意识的再生产状况。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本就是一种对现实进行再生产的叙事。张桂梅建设女高的真实事迹本身具有崇高的“光晕”。但在叙事层面，《我本是高山》突破了常见的主旋律影像叙事对人物的典型塑造，揭示了浓厚的现实主义基调。例如，影片中的张桂梅并不是一个刻板僵化的英雄角色，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崇高人物。支撑她全力投入乡村女性教育事业的内在动力，乃是她对亡夫的深刻思念。这一点实际上与当前流行的女性主义叙事相悖。在后者常见的表述中，进步的女性人物往往被要求远离乃至切除情感连接。并且，在现在的大众文化生产场域，爱情话语正在逐渐丧失吸引力，而《我本是高山》将张校长的精神动力指认为爱情，强调情感连接对一颗脆弱心灵的重要作用，承认个体情感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当张桂梅昔日的学生付春盈向她表达自己的报答之情时，她回应道：“你是你自己，你不用为了任何人。”由此可见影片对英雄人物的塑造相当重视具体人性的揭露，这使整部电影充满朴实的现实主义质感，并体现出对宏大叙事的拒绝。这一点亦可见于影片对这群女高学生的体认。她们一开始入读女高时，对读书并无热情。到女高读书，对她们而言是一条摆脱繁重的农活，到县城增长见识的途径。她们出生于乡土，躬身于苦难，纵然拥有善良，乐于奉献等优点，但碍于有限的知识与认知的困境，她们一开始并不清楚读书的意义，也缺乏独立自强的意识。自卑、软弱、懒惰、骄纵等人性弱点，以及厌学、逃课、打架等恶劣行为，亦在她们身上一一出现，而她们的前后转变，无疑体现了苦难群体内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我本是高山》融汇了具体的个体情感与宏观的集体经验，呈现了一部以信仰与理想主导的奋斗史。在这种生命处境中，“考出去”成为一个改变命运的有效出口。影片中张桂梅与女高学生的奋斗故事均指向对生命的深化与境界的开拓，她们的进取、挣扎与抵抗并不仅仅囿于性别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我本是高山》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呈现了一群置身于困境中的女性，如何从原本的命运轨迹中奋力挣脱，展开自我拯救的故事。张桂梅对教育局的领导直言：“你是在教书，可我是在救人。”“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说明张桂梅的教育实践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生产与传授，更揭示了这群女性在乡土社会中所遭遇的生命困境。电影对张桂梅奋斗史的重述与再构，至少昭示了一种可能的愿景：千千万万个女高学生要攀爬的山，纵然还有很多座，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是，只要心怀远方，志向不灭，自强不息，一粒尘亦终能过万重山，自成高山。（赖秀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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