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果篮的男孩》卡拉瓦乔（米开朗基罗·梅里西）罗马博尔盖塞美术馆

　　作者：邵仄炯

　　沪上寒潮刚降，在一个冬日阴雨的上午来到浦东美术馆“卡拉瓦乔与巴洛克奇迹”特展的现场。“卡神”的名头确有号召力。他的六件原作陈列在单独一个展厅，光线有意调得比周边展厅暗些，大概为了更好聚焦展品，或是传习了卡神一贯的明暗对比法。

　　回望16世纪至17世纪的中西艺术史，似乎绘画的发展又迎来了第二次高潮，这是一个让东西方绘画开始自由与觉醒的时代。粗略算来此时东方约处于明代中期，之前唐宋绘画在华丽的辉煌中完成了写真造化的伟绩。自元后，中国画以更为写意的方式向着主观心性与图式趣味方向前行。16、17世纪的东方是董其昌、陈洪绶、徐文长的绘画时代。与此同时，欧洲画坛出现了一批在艺术史上赫赫有名且有贡献的大画家：卡拉瓦乔、鲁本斯、委拉斯开兹、伦勃朗、维米尔，他们承续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古典绘画的理想范式，以各自不同的风格赋予写实主义多样性，在有意无意的叛逆与偏离中实现了绘画史的再一次跨越性变革，并成为欧洲绘画的新传统。

　　浦东美术馆此次年末大展的主角，正是中西绘画迈向新时代转型中的一位天才画家，他大胆摒弃僵化古典样式的“手法主义”，以独到的眼光重新发现世间的真实，以彻底的“自然主义者”的写实画风震惊公众。他是欧洲绘画黄金时代中最耀眼的画家之一，巴洛克绘画引领者——卡拉瓦乔。

　　不同点位的强烈侧光

　　在古代中国画作品中对于光影的直接描绘几乎是不存在的。北宋有一位画家乔仲常留下一幅以苏轼文意为主题的作品《后赤壁赋图》，起首一段以淡墨绘出人物在山坡上的影子。这绝无仅有的光影并非类似西画的明暗阴影造型，而完全是为了附和“人影在地”的文字。

　　与中国画家剔除光线干扰，以线条造型的绘画传统完全不同，光一直以来是西方画家抓住物象最重要的手段与线索。在“上帝之光”的照耀下，色彩呈现出万物的真实与美。自文艺复兴以来，画家对于光的追求永无止境。在16世纪以前的古典绘画中，捕捉光不仅是为了表现物象的体面质感的真实，更要通过光显示出色彩与形的和谐之美，宗教画面中那神圣祥和的氛围更是要以柔和的光感来营造。正如拉斐尔笔下的《西斯汀圣母》《草地上圣母》，圣母无论在云端或是凡间，那优美的色彩与造型都来自柔和发散的光影，这样的光影似乎征服了所有物象内在的黑暗，于是画面升华出一种理想和高贵的美感。

　　卡拉瓦乔的绘画最擅长用光，与前贤不同，他抛弃了柔和的散光带给观众神圣与安详。为了能更直观真实地表现画面中的主题及所有关键的细节，他收拢起散漫的光源，强化色彩的明暗对比，以不同点位的强烈侧光直摄画作中的主题。这种追光灯般的舞台效果的画面是前代画师少有的。正如他的一套组画《马太蒙召》《马太与天使》《马太殉难》中可以发现，画面中重要人物的面容、肢体、器物均以不同角度切入画面的侧光进行投射，画面中次要部分缓缓隐退黑暗之中，由此画面转化出舞台戏剧的视效，画中人物动作，场景细节更为扣人心弦。卡拉瓦乔如果生于20世纪，他或许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摄影摄像师。一位评论家这样说道：卡拉瓦乔在这里展示的可以说是一种经过高度加工，有强烈心理因素的戏剧现实。

　　细腻背后的深刻隐喻

　　作为17世纪新写实主义的代表，卡拉瓦乔偏离了古典美的规则，也不屑于“手法主义”的那一套。手法主义存在于文艺复兴盛期与巴洛克时期之间，它与文艺复兴以精确、科学为核心的艺术理念背道而驰，其主要特点是追求怪异和不寻常的效果，如以变形和不协调的方式表现空间，以夸张的细长比例表现人物等。卡拉瓦乔忠实于眼睛，信仰绝对地写实。据说他以画花篮、花果发迹，是因为这类题材更能展示他高超的写实画技，从而吸引更多的顾客接到更多的订单。他的名作《水果篮》被看作是美术史上第一幅完整的静物画，他不仅画鲜美的花果静物，将静物作为独立的创作题材，还在静物中加入不同的美少年，如《被蜥蜴咬的男孩》《鲁特琴手》以及此展中的《捧果篮的男孩》，这些作品画得细腻精美甚至妩媚动人，难以想象是出自一位性格粗暴、寻衅斗殴的画家手笔。

　　在《捧果篮的男孩》画中，男孩是画家的朋友，他的眼神忧郁迷离，手中的篮子装满水果与秋叶，画家以高超的技巧表现出果实水灵鲜美的光泽，那逼真效果让我想起了南宋李嵩的四季《花篮图》。《花篮图》中没有少年，没有强烈的光线，但以同样细腻写实的手法将可闻香可赏色四季花卉绘于绢素上。一切的表达围绕着宁静和谐的自然生命。

　　卡拉瓦乔的果篮无疑有更多的隐喻：将光线投射于少年的脸颊、裸露的颈肩以及果篮上，肌肤的柔滑细腻与水果的鲜美光泽发生某种呼应，一片泛黄微垂的败叶，又似乎提醒你时光飞逝，莫要辜负这稍纵即逝的美丽。这幅画展现的貌似是健康和青春，但篮子边枯萎的叶片却透露着短暂和衰退。

　　跨越圣与俗的界限

　　绘画从来都不只是为满足单纯的审美需求，其中助教化的功用一直推动着绘画的想象与表现。卡拉瓦乔的很多作品主题出自《圣经》的故事，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塑造圣像圣徒、阐述传播教义故事。他常将街头普通民众拉入画面，扮演起圣像的角色，如一幅《圣彼得受钉刑》，画中的人物形象因过于写实而令主教们惊恐。他大胆蔑视“理想美”，只忠诚于眼前的真实，甚至认为世俗的丑陋是可以赞美的。在他的《圣母之死》中，圣徒们被描绘成粗俗的市井之徒，圣母的形象据说是以罗马城中一名妓女的尸体为模特，他的惊人之举最终让甲方拒绝收件。还有一幅《多疑的多马》，是按《约翰福音》中的文字叙述所绘。耶稣说“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画中的三位使徒皆是粗浮年迈的劳动者，似乎毫无高贵与风雅，其中一位正用手指戳进耶稣肋下伤口，这样毫无修饰的真实描绘，让人触目且大感不敬。

　　卡拉瓦乔的“自然主义”的写实方式让他跨越了圣与俗的界限，无论什么神圣的主题，在他画中的生动形象与创意快感总是来自隔壁闹事现场的当事人。在看惯庄严风雅圣像的观者眼中，这都是丑陋的。但卡拉瓦乔说“害怕丑陋似乎是个可鄙视的毛病”，也许这就是他的绘画令人惊讶的秘诀所在。

　　有趣的是卡拉瓦乔自身的艺术人设也如同他画中的圣徒，并非习惯认知中的博学、风雅、文质彬彬。他易怒、暴躁的个性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不少麻烦，四处逃亡，时有绝望无助，但在短短39岁的人生中画出了跨时代的杰作，着实让人震惊。也许天才总能另辟蹊径，他敢于剑走偏锋，偏离被奉为经典的规范，以强烈而细腻的新写实作风，戏剧舞台般的明暗光影对比，让鲜活的人物走入神圣的画面。他的大胆影响了17世纪一大批优秀的画家在规范与偏离之间续写绘画的历史。

　　无论东方与西方绘画有多么不同，我想他们各自的高峰是可以彼此呼应和照耀的。再次回望16、17世纪东方画坛的大师们，他们也在各自面对写真写意、心性造化、雅与俗的规范和偏离之间创造奇迹。无论中西与古今，艺术的魔性始终无法预测，它永远要在变化中创造时代，也永远期待如卡拉瓦乔一样的天才画家。（邵仄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