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泽慧

　　日常生活的深度：在理性与疯狂的边缘看到破绽

　　2023年的中国文学，双雪涛的《香山来客》或可作为一个观察的起点。这是一篇纯粹写实的作品：宿醉翌日，商业伙伴彭克邀“我”去他家打羽毛球，此时北京已开始飘雪。小说在此回溯了前一夜“我”在酒吧和老郑的见面，并进而回顾了我们——“我”、彭克与老郑的交往。三段时间犹如叙事的三组机位，第一组机位：当年，我们三人在高中文艺汇演上一见如故。毕业后，我们又相聚于北京，彭克揽了一个为寺庙拍纪录片的活儿，“我”负责为他的电影撰写剧本，老郑负责电影配乐。未几，老郑与彭克闹翻，但后者的电影事业却是越做越大。留在彭克身边令“我”在北京站稳脚跟，可以说，作为童年伙伴，此时“我”已完全受雇于彭克，名义上是编剧，实际还要帮他打理各类日常事务。第二个机位：昨晚，老郑走后，“我”一个人继续在吧台喝酒，此时进来两位女性。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其中一位自我介绍是数学家，刚刚留学归国。临别之际，她告诉“我”下次可以叫她出来喝酒。第三个机位：小说写到的这个翌日，“我”驱车前往彭克位于香山脚下的别墅。

　　因为拍摄电影的生活极不规律，彭克的身体异常虚弱——一年前，已有医生警告他必须停下来休息，否则随时都有可能暴毙。饶是如此，听了昨晚“我”在酒吧的见闻，他仍坚持把那个数学家请到别墅做客。四十分钟后，这个名叫郭晓派的女性便翩然而至，大家继续天南海北地聊天。期间，彭克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来参与自己下一部关于数学的电影：“我们一直在找你。”闻听彭克此言，“我”不免悚然，他说得是如此真诚。但郭晓派的应答如流更是令“我”——或莫如说令读者——震惊。她平静地讲起彭克在纽约性侵自己室友的旧闻，又谈到这些年她在数学以外的“研究”：郭晓派从背包取出一个笔记簿，上面记录着她所找到的相似受害者。谈话至此并未中止，也没有大呼小叫，只是当他们仍以此前的友好语调探讨起这些迥然相异的事情时，我们分明感到世界悄然越过了一个节点：《香山来客》的叙事，自此进入到一个看起来不那么真实却又绝对未经虚构的异度空间。

　　如果小说写到郭晓派应邀而至便结束，我们关于这个故事的理解就会是原初的模样，亦即让三个机位拍摄的内容，在时间的中性流淌中，自行组合为一段更大的时间。但双雪涛决定让郭晓派吐露一些不同寻常的信息，决定让小说的三个机位不仅相互补充，也相互删改：首先，是她此刻的话语暗示了我们昨晚的相遇绝非偶然。那不是一次单纯的邂逅，它是郭晓派计划中的一部分，她知道“我”要来酒吧坐坐，也知晓“我”和彭克的关系，更清楚彭克对于陌生女人的嗜好。其次，她也不动声色地揭橥了“我”的本职工作是什么，“我”究竟凭借着什么让彭克为“我”在北京安家置地。如此，原本遵循着日常生活逻辑对小说形成的理解，随着郭晓派咒语一样的声音出现，也就荡然无存。《香山来客》的这一谋篇，诚可以指认是欧·亨利式的结局，亦无妨套用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加以解释，但在笔者看来，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关于日常生活的洞悉：存在着某个神秘的时刻，我们一旦跨过它，现实就会不动声色地发生剧变。

　　此番洞察，也见于张怡微的《失稳》、王咸的《人语驿边桥》、宋尾的《伙伴》等作品。《香山来客》与《失稳》都内蕴着一个故事的两个版本，最初读到的与经由结尾开启的重读截然不同，而两者的相反，印证的乃是日常生活的深度。《失稳》的主人公名叫任秋，彼时他刚从国外留学归来，入职某所沪上大学。选择来上海工作，在新加坡做博士后期间的耳闻目睹是一个原因——他见到太多可怕的论文机器人，他们“严苛地完善着自己的论述格式，所有形态的人类生活不过是他们论文生产的材料”，而他与这种“沉迷野心、量化、数字、大量的标准化生产”的气息格格不入，也源自任秋在美国读书期间结为伉俪的妻子是上海人。硕士毕业后，妻子辛欣已先行返回上海，任秋入职的这所院校，即在妻子单位附近。可能是为了更好地过上二人生活，入职不久，他便在学校外面寻找寓所。任秋最终相中了一套大楼正在改建但租金远低于市价的房源。

　　《失稳》的第二节，透过曹警官的目光，我们得知任秋的房源之所以价格低廉，既有房屋中介明示的原因——文化新村的住户就是否加装电梯分化为两派，他们为此旷日持久地争吵；也有中介从未暗示的因素：任秋选中的这间房子里曾发生过一起谋杀案。第三节，小说再次把笔触拉回到任秋与辛欣的日常，他们浑然不觉地搬进公寓，日常生活的安稳纾解了任秋工作后的焦虑。第五节的故事时间，距任秋搬来已有一年。这一年里，他发现居民楼悄然发生着下沉。为此，他把这失稳的前兆，连同“小欣瞪大眼睛的照片”，发在了一个网站上，随后被告知发布内容涉及低俗信息，予以删帖处理。几次发帖不成，任秋将地面缝隙的图片用A4纸打印出来，贴在了每幢居民楼下。孰料，这一举动反倒彻底激怒了其他住户，任秋因此不再敢出门，“梦魇变得愈发频繁”。类似于《香山来客》，《失稳》在此同样步入一个谜样的空间：梦中他依稀见到一位陌生女人，他无法确定那是否就是他的太太；梦醒后他又接到学院陈主任打来的电话，被告知学校已给他开出二十万的罚单，以之作为其无故旷课的处罚。

　　小说的最后一节再度回归曹警官的视角，但首先给出的是一则新闻：“前日，一名租住在文化新村的青年男子，蜷缩在某理工高校门口的草丛，想要伏击一位下班的校职工。”显然，任秋即“青年男子”，他意欲伏击的“校职工”则是陈主任，但何以如此呢？陈主任不是一直想要帮助他吗？难道这些天任秋都没有去过学校？在曹警官的视域内，我们终于读到了此前一直被隐藏的信息：其一，五年前，任秋参加新员工运动会时曾摔断了肩膀，他没有申请任何补偿；其二，任秋始终是单身的，他的家中塞满了人偶。从任秋的交易记录来看，工作之余，他还经营着一个二手人偶的店铺。埋在结尾的这两则信息不啻平地惊雷，它们不仅让此前的叙事瞬间疑问重重，也由此出现了重读的必要：把握住某个细节，重看当时寻常翻篇的细节，那么细节的草蛇灰线便会引出一幢被掩埋的宫殿。这是另一个任秋的故事——

　　小说的第三节曾详细交代过任秋参加运动会的经历，但在那里，受伤的是另一个人：“任秋是第一棒，很快跑完了……他甚至开始在旁玩起手机。直到听见‘砰’一声巨响。有位老师重重地摔在地上。”随后他与一个姓丘的陌生人交谈起来，后者认定是陈主任有意不告诉那位青年教师需要热身，适才导致了他的受伤，不过他相信这位青年教师同样不会去申报工伤，因为“他还在考核期，他不敢”。两相对照，如若受伤的并非他人，正是任秋自己，那么这两人的交谈无疑也就是任秋内心的对话——丘老师是他的另一重人格。以之切入，任秋是否结婚的疑问便也迎刃而解。同样是第三节，尽管我们读到了以言之凿凿的第三人称勾勒的二人生活，此番重读，那些描述却像是第一人称独白的变体。倒转过头，再看同事的心非巷议，不寒而栗可谓如是：“任老师怎么从来不说他老婆，是真的有这么个人吗？”——当然没有，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任秋的幻觉。

　　阅读《失稳》这篇小说，事实上也就是在阅读一个人格分裂者的日常。由于作者并未将这一关键信息告知读者，小说叙事在幻觉的基础上被悉心搭建。不过，即便迷雾最终一举廓清，我们仍然难以判断哪一种生活对任秋而言更真实，一如我们无法断言哪一个彭克才是真正的彭克。恶行与善举水乳交融地组成了彭克唯一的生活，之于任秋也是如此。作为旁观者，我们只是在理性与疯狂的边缘看到了破绽，也看到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深度，这深度形同深渊，让一个又一个人“揣着这个不存在的秘密泅渡了这么多年”（宋尾《伙伴》）。

　　日常生活的启示：以绽放之美抵挡时光的磨损

　　2023年的另一批作品，显示了文学与日常的第二种关系：捕捉日常生活里闪耀的启示。此间最直白的当属索南才让的《羽毛》。这篇小说没有任何纷繁复杂的情节，作者仅仅是写到一个人（“我”）向窗外凝望，他的目光先是停留在一只蹦蹦跳跳的鸟身上，接着转向了自家破败的大门，最后又聚焦于一方被鸟啄出的孔洞。“我”蓦然发现，从这个孔洞里射出了神秘的白光，不仅光线逐渐有了色彩，孔洞里似乎也有东西在跳动。“我”想走出家门去近距离观察，又担心自己“一旦动了身子，那光彩将消失”。因此，一连几日“我”都在憧憬与恐惧中摇摆不定，暗自思忖自己何以如此：“我总是拖延那些需要尽快做的事而在没有意义的地方消耗精神，这种时候也是我的精神和肉体对抗最严重的时候，而我似乎很乐意看到这样。那么，我又不得不想，这个很乐意的我，究竟是谁？”

　　置身广义的现代文学谱系，我们或许能够轻易指认那种“精神与肉体的对抗”，与《人群中的人》（爱伦·坡）、《堂兄的角窗》（霍夫曼）写到的别无二致，即它们都属于一种现代性的疾病。然而恐怕正因为此，索南才让笔下的“我”在看到羽毛后感到的失望才更耐人寻味——弟弟耐不住好奇，终于还是揭开孔洞的秘密：他跑来向“我”展示了一根有着十几种颜色的羽毛——“我”的失望绝非厌弃自我的懦弱与犹疑，而是指向弟弟的鲁莽。在“我”眼中，秘密有时是无须破除的，因为它不是假相，仅仅是一种顿悟、一份启示；惟当所有秘密都被揭开，在实证主义的白昼中，那种事物原本的光晕也就随之破除。

　　张玲玲的《洄游》、黄咏梅的《昙花现》接续了《羽毛》一篇对光晕的强调：既然每个人的生活都无法承受过多的实在（艾略特语），人们所要做的便不仅是从寻常的事物中间发现美，也要去捕捉那些习焉不察的启示。《洄游》的故事开始于一次海难。主人公小马是渔村公务员，海难发生后，他奔走于应付记者的采访、自己措辞的准确以及对罹难者家属诉求的调解。那艘失踪的船上有他的干舅，为此他特地登门看望了干舅的遗孀。可不论怎样，他的所作所为背后都暗藏着一个稍显冷酷的推论：失踪者已无可能生还。小马长时间认定拒绝在理赔单上签字的邬幼琴不可理喻，直至他听到了那个始终被自己的身份屏蔽的声音：“如果人真的在海上，如果人还活着，哪怕就那么一会儿……你只是以为跟你没关系”；“我只是想带老段回家”。与邬幼琴的两次交谈间，小马还做过一个关乎招魂仪式的梦。梦中，逝者与久不联系的生者欢快地聚在一起，“期待着某种振奋人心的骤变”。梦醒后，小马感到自己的人性缓缓复归。对他而言，这便是日常生活的启示：“启示，或就蕴藏在我们所熟悉的事物中。”

　　《昙花现》仍然涉及亡者与生者的关系：母亲请“我”去寻找林姨妈的旧爱钟俊人，并告诉他林莉“回家了……要让他明白，她是走了，时间是2021年9月16日，酉时”。林姨妈的死讯也让“我”关于她的记忆潮水般涌来：她与母亲当年一起被招到文工团演戏，林姨妈是这些演员中最好看的，但也是最薄命的。文工团解散后，她嫁给了在生产资料局工作的林姨夫，仅生下一个孩子，就跑到医院为自己做了结扎。她要藉此表达对这段婚姻的拒绝。关于林姨妈的记忆主要有两件事，其一是她曾在“我”家的天台种下两盆昙花，常常只身一人彻夜为昙花守候，其二是在母亲的讲述中她对钟俊人的痴心。许多年后，“我”终于意识到林姨妈何以钟爱昙花，进而也体察到她的矢志不渝：对爱人的思念早已被林姨妈系于赏花一事。尽管昙花时生时灭，时间亦如驷之过隙，但完全绽开的花束之美，却足以抵挡时光的磨损。那是一种作为现代人的我们不能试图解释，也难以完全理解的，比生死更漫长、更猛烈，也更无法被时光耗尽的爱情故事。

　　日常生活的光明：从冰冷的深海打捞人世的暖意

　　1991年，刘震云为刚刚完成的《一地鸡毛》写下创作谈《磨损与丧失》，其中有云：“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日常生活首次以正面姿态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即始于以《一地鸡毛》为代表的“新写实”作品的勃兴。然而在三十多年后重读这些小说，尽管仍会为其精彩之处击节，却也有些不满足的地方。这个缺憾，我以为便是其中冷酷的准确太多，而模糊的救赎又太少——当“新写实”作家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现实主义求真品格的恢复时，忽视“实然世界”以上的“应然世界”自在意中；或者说，由于把“应然世界”与乌托邦视为同一物，他们也有意遮蔽了那个兼具威胁与拯救的领域。他们的信念系于以下一点：救赎是不必要的，人间才是全部。

　　以上这些，是笔者在阅读2023年某些作品时产生的联想，如宥予的《扒火车》、薛超伟的《隐语》、郑小驴的《南方巴赫》、房伟的《余墨》等等，这些作品显然不约而同地赓续了“新写实”求真的遗产，同时又在某些向度突破了前辈作家“止步于观察”的律令。他们不议论，却试图报告一己眼中世界的真相；他们不煽情，却尝试着从冰冷的深海打捞出一点人世的暖意。

　　这里首先要提及宥予的《扒火车》。日复一日的等待中，少年悉心筹措着自己的远行，通过扒火车的方式，他将从平原上的某座城市来到徐州，以之兑现和母亲每月相见一次的约定。等到这一天真正来临，他却忍不住多次想起“鬼”的意象：“平原上的鬼总是无法走得太远，平原上的鬼总是在一个地方打转”；“鬼在城市里如何生存呢……所有这些目光，西北风一样刮透了他”。换言之，少年明白，他在母亲心中只是一个弃子；而在徐州这座大城市面前，他又不过是一个“平原上的鬼”。这次他来这里，不单是为了见到母亲，也是要给母亲提前订一个蛋糕，为她庆生，结果是母亲并未如期而至，他只好一个人在约定的地方吃完整个礼物，又重走了一遍母亲曾带他走过的地方。少年未尝不清楚他与母亲那似有若无的联系随时都可能中断，这一次更是如此，他意识到上一次的见面也许就是永别。少年的天真、辛酸、仰望，在宥予的这篇小说中可谓一览无余。

　　薛超伟《隐语》一篇，简秋榕的处境和《扒火车》中的“我”相近，两者都经历了父母的离异，有所不同之处，是简秋榕不曾“向外”远行，寻找母亲，而是“向内”生发，反求诸己。她的工作与兴趣均与古代谜书有关，但与其说谜语为之提供了一个有别于日常的虚幻空间，还不如说谜语是在时间上帮她体认了故人的心情，由此也让她更为珍重眼前的生活。小说的最后，她喊出了心底的呐喊：“此刻我哪里都不想去，这里就是我需要存在的地方。”在郑小驴的《南方巴赫》中，我们也能看到一条少年走向成人的道路。主人公金宏明爱上一位身世迷离的姑娘，两人仅相见一面便失去联系。这是他第一次经历的情感教育，即在漫长的等待与寻找过后，体会到爱一个人的悸动与失望。金宏明的初恋与简秋榕的谜语如出一辙，而它们的意义都在于从并不完美的日常汲取足够的勇气、光线与能量，足够他们坦然地面对一个他们行将踏进的成人世界。在笔者看来，这份勇气、光线与能量，恰恰也是双雪涛笔下的彭克或张怡微笔下的任秋所欠缺的。

　　我们不妨以房伟的小说《余墨》去推演任秋的另一条路——如若他不曾发疯，或是那人格分裂的病症最终得以痊愈，任秋今后的生活将会怎样。答案是不固定的，他也许会重走谷墨的覆辙，即因品性正直而不见容于权势，也可能走上主人公周丹的路，即在毕业后离开校园，做一个问道书斋的逍遥派，但不论怎样，笔者相信他都会比原来做得更好，因为他终将发现生活中除了有冰冷的事实、数据、真相与规则，也有需要在时间中自行绽开的花束，有需要我们一点一点从人世的深海打捞的暖意。这便是日常生活的光明，亦是格非先生在其新长篇《登春台》里动情描述的“吉瞬”：

　　“在这一刻，他不再为未来担忧，不再为过去所受到的伤害和屈辱而痛苦，不再为啃噬他良心的道德上的种种过失感到后悔和内疚。他愿意原谅任何人，愿意忘记一切事情。有那么一阵子，他的心幕被打开了，藏在后面的东西也不再让他害怕，他觉得自己像一只鸟那样自在。无所用心的光阴，绵延在所有事物之上。”

　　（作者为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