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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繁花”绽放于岁末年初,由王家卫执导的《繁花》作为央视八套的开年大剧,甫一播出,就引发了观众的极大关注,首播10分钟酷云实时收视率即破2,1月10日收官,平均收视率1.04%,平均收视份额4.50%,单集最高收视率1.21%,单集最高收视份额5.44%。此外,在腾讯视频、东方卫视、江苏卫视的播出也纷纷获得非凡的成绩。
打上强烈王家卫印记的《繁花》吸引了诸多影迷和普通观众的观看,不仅如此,大家还乐于从各个角度去解读这部电视剧,仅在豆瓣上就有27万余人给这部电视剧打分。近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和中国视协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上,文艺评论家们给出了专业的评价,既高度赞扬这部电视剧以高度审美化的水准反映时代,也指出这部电视剧的不足之处。
让上海再出发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谈起,梳理了沪语在中国电影发展中寓指的流变。她评价道:“剧中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前史进入‘繁花’,既和上海相生相克,也和上海惺惺相惜。这些人,集体构成了上海江湖,如此,到剧集最后,他们各自说着普通话‘江湖再见’告别观众的时候,上海话也以隐喻的方式成了江湖用语。《繁花》因此也成了对上海的一次‘文化总攻’。从此,上海儿女有了全新的情义天,上海也从沪语格局中突破出来,变成令人泪眼朦胧的江湖歌剧。”她进一步分析道,王家卫导演要重组一百年的上海影像,他要观众在上海的靡靡之音中听到金铁之声,在沸腾口号中听出江南丝竹,他要让上海再出发,而重点是,这个江湖世界,将有不能被轻易定义的面貌。这一版《繁花》因此也是一次对名著改编、对国产电视剧的一个“文化总攻”。从此,沪语就不再是影像地理学或者角色的“文化行李”。《繁花》创造了生活本身,就像金宇澄重新创造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中国视协一级巡视员冯怀中认为,《繁花》坚持面向现实,写时代、写生活,立足于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将镜头对准特定时代下的民生百态,剧中处处可见上海的衣食住行、城市景观、生活习俗、方言腔调,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的上海,它既是中国新商业文明的摇篮,也是闪耀着文化之光的大都会,还是有着独特性格、刚柔并济、繁华鼎盛的拼搏之地。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王一川认为,《繁花》运用了间性艺术手法,通过电影与电视剧、写实和写意、时代和跨时代、正剧和喜剧、个性和类象征、进取和乡愁等方面的组合或交融,合力型塑出一种聚焦于上海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之美,即流溯之美。他说:“上海,既是现代化和现代性在中国率先发端并向全国各地辐射的早期‘魔都’,又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而有着启航地的红色美誉,可以凝聚世界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景观体验,以及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文化形态的最新品味。”
《繁花》延续了王家卫超长拍摄期的习惯,而他得到的来自上海方面的支持也颇具上海风格。上海市文旅局,市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毅介绍说,针对电视剧《繁花》超长周期、超大投资的特殊情况,上海市广播电视局成立工作专班,在长达五年的过程中,始终关心和紧跟项目立项、拍摄、制作、完片、播出、宣发全流程,协调各方共同努力、开展全方位服务。积极争取拍摄地回归上海、企业主体落户上海。上海银行静安支行为《繁花》剧组提供了近年影视行业无抵押大额授信业务的最高金额支持,为金融服务影视产业探索新的路径与方法。面对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正在策划“乐游上海过大年——一路繁花全城寻龙”的活动。
电影化的极致美学风格
研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电视剧《繁花》恐怕难以复制。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把它形容成一颗“炸弹”、一杯“烈酒”,颠覆了相对有些常态化、平庸化、舒适化和平静化的业界创作状态;艺术上极致化,让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漫不经意都可以传神传情传意、都有意味有讲究,“艺术上给人一种晕眩感”。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也有同感。他说,剧中的每个镜头都经得起推敲,光、构图、纵深,前后镜的关系、情绪、节奏,“这真的是特别了不起,所以我看第二遍时还会非常认真”。他认为,这种讲究又不仅仅是简单唯美,而是把情绪和人物情感融为一体。同时,他指出今年的网剧《漫长的季节》也有这一特点。“这两部作品对于中国的剧集来讲,在审美上有重大提升,超越了大众电视剧仅仅是讲好故事的阶段,开始追求更高的审美境界、更丰富的审美意韵,所以才能被广泛讨论。”
如何更好地反映时代本质
电视剧《繁花》在网络上引发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到底是不是剧中的样子。一些人持否定态度,也有人认为真实无比。引发这一争论的原因,除了王家卫作品强烈的影像风格带来的冲击外,还有对于时代性如何把握的问题。
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高长力说,我们要敢于直面现实,善于表现现实,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电视剧《繁花》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要直面现实生活,这才是我们的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文艺表达的底气。
“王家卫可能多少带入了对香港那个年代所有人在金融市场、股票市场做梦追梦的重叠记忆,这些重叠记忆放在一起完成了电视剧的时代感。”尹鸿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那是一个商业贸易和金融市场并举,一个人人都可能成为高飞的‘小小鸟’的时代,同时也带着对香港那个年代‘再回首’的记忆,重叠放在一起,形成了时间和空间的丰富性。”
李京盛认为,在写那个时代的时候,大家共同面对一个问题——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在表现人的生存状态的时候,不能回避的就是人要改变自己命运的动力在哪里。我们不能否定人的欲望带来的动力,但是欲望过度会带来精神价值的失落,《繁花》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繁花》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时代精神的当下书写和对物质财富、对人生命运、对精神情感等的书写应该有更加融通的表达。”李京盛说。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高度评价该剧自觉从文学名著中寻找营养并以鲜明美学风格和艺术特色开辟出电视剧反映改革开放新路,其精益求精的艺术态度也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他也指出, 《繁花》在反映时代的本质,在精神气象的深度、广度、厚度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吴月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