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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 越
在《唐六典》卷一《尚书令》中有这样一则条约:“秦变周法,天下之事皆决丞相府。”在秦汉的三公九卿的官僚制度下,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横贯始终。
对于决策权的争夺,是中央集权下必然的问题,尽管天下大小事的决策权归于皇帝,但皇帝就一个,不可能处理所有事,这样必然就发展出了辅佐皇帝做出决策、执行决策的官僚系统。并非所有皇帝都是愿意承担皇帝的责任的,在发展之下权力也就逐渐划向了官僚集团,等到皇帝意识到权力有可能旁落又如何挽救呢?
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只有一招,那就是扶持新的势力打击旧势力,逐渐用更为信任的新势力替代旧势力,最后制度化。从三公九卿制到三省六部制再到内阁制,这种调整无一例外遵循着这个原则。其中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作为一种顶层设计,是一种中枢制度的大改革,隋文帝集汉末以来制度的变化以及环境的改变,总结经验教训,对王朝的中枢机构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形成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这样的三省中枢体制,三省互相独立,各有所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由秦汉的丞相个人决策,转变为宰相们集体议事。三省围绕着皇帝的诏书来工作,皇帝作为最终的决策人,大大强化了皇权,可以说是帝制时代的最佳分配。
时代在变化,皇帝所处的环境也在变化,三省六部制在唐朝逐渐成熟完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问题,逐渐被破坏。北京大学袁刚教授的经典作品《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就是以隋唐三省六部制的中枢体制为核心,通过王朝的发展来展示这项制度的诞生、演变与没落。揭示了三省制发展演变之于唐代的治乱兴衰,及其背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的变迁。
一般认为,唐代的中枢体制一直是三省制,但实际上“三省制”从隋文帝到唐玄宗只存在了一个半世纪。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设置“翰林学士院”,开启了新中枢体制的构建。为什么新中枢的构建开始于唐玄宗时期?
这还要提到唐代最为出名的宰相专权就发生在玄宗时期。武则天掌权以来,内朝私臣学士和宦官操弄权术,侵夺宰相职权,破坏三省制度。虽说到了玄宗继位后,革除弊病,开始重新重用宰相,但宰相居于外廷,远离皇帝远离皇权,基于人性都能想到皇帝肯定是不放心的,且当时的决策机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肯定是难以回到制度完美的样子。
李林甫以及后来的杨国忠入相和擅权,都是通过内官、妃嫔的援助达到的,可见外朝宰相在内朝一定要有人做后盾,随时安抚皇帝的戒心,这也说明权力内重外轻的结构并没有改变。本来是三省宰相集体议政的制度,其实早在李林甫之前就已经被破坏了。前面说到了玄宗继位后,重塑政治,历史上有姚崇宋璟等开元贤相。但恰恰是贤相为后来者开了破坏集体议事的头。
书中讲了这样一个例子,李林甫刚当上宰相时,就已经揣摩了玄宗的心思,在议事后假装跛脚,玄宗问他:“为什么跛脚?”他则对玄宗说:“我的脚没事,愿单独跟您说点事。”然后李林甫就可以入内独奏,这等于破坏了集体决议。而李林甫只是有样学样,这个典故的发明人正是贤相姚崇。开元初年,姚崇就假装跛脚,玄宗召他问什么情况。姚崇说:“臣脚伤了。”玄宗问:“那你疼吗?”姚崇说:“我心痛,疼的地方不在脚上。”玄宗再问,姚崇终于说了他想私下汇报的事。原来辅臣张说私自到岐王家中密谈,姚崇假装跛脚就是为了向玄宗汇报此事。可见在玄宗一朝既有能臣贤相,也有恶徒奸臣。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玄宗做了两件改变唐代中枢制度发展的大事:一个是设立了翰林学士院,另一个是编写了《唐六典》。
在帝制体制下,皇帝一方面竭力维护并完善中枢制度便于官僚集团的辅佐,另一方面又怕制度的完善会遏制皇权使得官僚集团形成强大的势力。引入学士介入政治就是皇帝留的后手,翰林学士院是三省之外的机构,相当于只属于皇帝的私臣。而它的建立代表了唐朝也走上了汉朝的老路,在内廷设立决策机构,形成了内廷外廷两股政治势力,皇权为自己找到了代言人。
《唐六典》的颁布则是进一步重申三省六部的核心地位,强调它的权限与职能。这部典籍是一部复古复旧的行政法典,其中并没有记述新的形势变化和发展,也没有通过对前几个时代的梳理,阻止行政制度的变化。这也反映了唐玄宗主观上并不希望旧有的法定制度被破坏,但又难以维持不变的矛盾心理。所以,同年诞生了这两个自相矛盾的政治举措。
在唐朝之后的发展中,翰林院果然成为内廷的中枢机构。而中晚唐时期的宦官专权,也让一部分权力落在宦官手里,由宦官出任的枢密使成为内廷政治中的要职。再加上外廷合并后的中书门下,形成了由翰林学士、宦官、宰相,互相制约的新三权分立。
“三省制”被“新三头”体制取代,是跟随着唐代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发展的。科举制的推行,士人阶层的崛起,都需要在政治上打破旧贵族对官僚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新阶层的注入必然会引起旧有势力的激烈抗拒,对中枢的争夺以及政局的变化,也体现在唐朝中后期的政局上。只有深入地了解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才能看清唐朝中后期混乱的历史局面,以及帝制时代难以根除的人性弱点。(吴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