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泥

　　十多年前，我在东方出版社出过一本金庸先生的评传《梦游九天——金庸的醉侠世界》，计划修订再版。今年恰逢金庸先生百年纪念，香港《明报月刊》第三期集结了十位学人，推出“侠之大者——金庸百年诞辰纪念”特辑。特辑介绍了金庸小说的版本，大体有六七种之多，而非我们印象里的三个版本，评论家陈墨就回忆了如何协助金庸修改最后一版的情节、内容等。

　　近年和读者交流，有两个特别受关注的话题，一个是金庸为何要高龄去剑桥读书，一个是金庸小说里有没有融入自己的影子，有没有他对某种理想人格的追求。当此际，不妨展开谈谈。

　　为争一口气去剑桥读博士

　　金庸81岁高龄赴剑桥大学读硕士、博士，有几大原因。一是他高中毕业后，同时考取西南联大、四川大学等，最后选了不花钱的中央政治学校。他在校成绩优异，但由于看不惯校内国民党学生“特务”殴打同学，向学校投诉，打抱不平，进而对校方加以指责，结果被学校劝退。所以他正式的大学生活只有一年多，没拿到文凭。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1999年他受聘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博导。但这个博导是历史学专业的，这有些尴尬，因为金庸先生没有相应的历史学论文或著作，起码历史学界不认可。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就说，据他所知，中国史学界没有人认为金庸是历史学家。宋史专家、浙大教授何忠礼则披露，学校层面通过了金庸博导资格，但历史系没通过。

　　反对金庸当博导最激烈的是南京大学原副校长、戏剧学家董健教授。这位先生我熟识，做学问扎实，为人和善。2000年，南京大学邀请金庸先生讲演，董先生全程参与接待。董先生表示，“我也很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他只是一个武侠小说家”，金庸却一再强调他是历史学家，南大本想请他讲小说，他坚持要讲历史政治。结果讲演里有一些知识性错误，学生不停地哄笑。因此南大历史系教授认为，金庸先生的水平别说当院长，当副教授都不够。

　　这些话在媒体发表后，金庸先生不快、不服。这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学者，在自视甚高的金庸眼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2005年，他对记者说：“历史学家和历史工作者是不同的。历史学家要目光很远，需要一个大的历史观，而不是考证哪一点。”如果单从这个角度来说，金庸觉得自己虽然不懂治学的规范，但他具备卓然的史识，属于历史学家。

　　刘知几在《史通》里提出史学家应具“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后来章学诚在此之外又加了一长“史德”。金庸熟读中国史，具有独立的史才、史识，哪怕不见于具体的历史著作，但已融会贯通到他的小说里了。也就是说，金庸先生虽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者，但可作为一个宽泛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试问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按现代标准，是哲学著作、哲学论文吗，符合哪条学术规范？即便如此，老子仍是最伟大的哲学家。

　　著名史学家饶宗颐等先生，也都对金庸的文史知识推崇备至。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则认为，“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乃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著名梵学学者金克木先生在文章里说：“（金庸）所透露的史学佛学见解，论水平未必是‘超一流’，若著书立说也不见得能称首席什么家，得什么国际大奖。然而以史学佛学入小说，在武侠中讲‘破相’，那就超人一等了……以佛观史的见解未必‘超凡’，但进入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就大大‘脱俗’了。”这是知音之谈。进而，金克木评第一等通俗小说，“谁能抓住读者心理趋向而又不只是迎合于一时，同时还能揪住深层的潜力，那就能从布老虎变成铁狮子”。

　　金庸小说无疑是金克木所说的“铁狮子”，他把天文地理、易经八卦、琴棋书画、美食酒茶等和小说有机结合，是打动人心的要素之一。

　　然而，这些只是我们的“维护”，学界不认账，金庸也未必看过金克木等人的文章。但他了解到了自身不足，毅然辞去院长和博导教职。

　　张纪中导演就曾透露，金庸选择读博，是憋着一口气的，要回击那些嘲笑金庸学问功底不够的批评者——诚然，这种说法逻辑上并不成立，因为人家“嘲笑”的是没有拿学位之前的金庸，一旦补上所谓专业训练上的不足，谁还嘲笑呢？

　　这几大原因导致了金庸想继续读学位。不过问题在于，金庸为何要认准剑桥大学？

　　依我看，是为了完成他妈妈的遗愿。因为他的表哥、诗人徐志摩读的就是剑桥大学。小时候妈妈常拿表哥做榜样，激励他好好学习，跟他说，你看你表哥多厉害，读的是剑桥大学！不认输的金庸便说自己长大了也要读剑桥大学。他妈妈徐禄是徐志摩堂姑，比徐志摩大一岁。1937年金庸13岁，日本人轰炸他的家乡海宁袁花镇，徐禄在逃难途中染疫去世，而金庸当时远在一百里外的嘉兴中学读书，很快也要随学校一起逃亡了，未能及时知情。这是他切身的巨大隐痛。既然在妈妈面前许过愿，那就要实现。

　　金庸为什么能上剑桥呢？2005年初，时任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女士偶然读了《鹿鼎记》的英译本，赞叹不已，随即向教授会推荐，提议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头衔，全票通过。金庸却谢绝好意，请求到剑桥读书，完成博士课程。理查德惊讶说：“查先生，荣誉博士是剑桥最高级的学位，排名一般在教授和院士之上，地位甚至比校长还高……”金庸说，我读博士是因为学问太低，我不为学位。他执意要从硕士读起，剑桥最终同意了他的入学申请。

　　2005年，金庸师从唐史专家麦大维教授（David McMullen），攻读博士学位。他拒绝照顾，每天骑自行车去教室听课。经过五年苦读，先后拿到硕博学位，金庸尚不满足，2009年起又到北大深造，师从国学院院长袁行霈先生。袁行霈是常州人，其伯父是溥仪皇帝的老师，而伯父的儿媳正是金庸的堂姐。北大校方专门为他制订计划、确定学制，按计划金庸应于2013年毕业，但由于他年事已高，终未完成学业，故未如期拿到文凭——北大为金庸准备了博士文凭，至今都没能发出去。

　　乱世孤儿的理想

　　金庸的主要小说都可归入成长小说一类。主人公从小到大，在山野间漂泊，孤身奋斗，或突遭变故，人生剧烈拐弯。这和他本人早期的经历吻合。

　　金庸本是富家公子，日本侵华时他是初中生，随学校从嘉兴徒步大迁徙，走到丽水碧湖镇，差不多一千里。后来念高中时，因写文章讽刺训教主任被开除。在校长和同学帮忙下，1940年7月转去几百里外的衢州中学。浙赣会战时学校停课疏散学生，故1942年5月提前予以毕业。金庸时年18岁，决定去战时陪都重庆求学。他走到湘西时已是冬天，盘缠所剩无几，于是借住同学家。因离考期还远，他就在农场干活、复习，次年去重庆考取了中央政治学校。学校实施军事化管理，是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不安分的金庸虽想好好念书，最终没念完。后去湘西生活一年多，直到1946年初夏，才返回故乡海宁。

　　乱世孤儿，崇山峻岭里奔波不定——这不就是青少年时期的金庸和他笔下诸多男主角共同的遭际吗？而彼时他肝胆侠义，一次次挑战强权、反抗压迫等不凡之举，亦与小说里“侠客”们的拯世救民一致。郭靖、杨过、令狐冲、乔峰、张无忌，这些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典范，其经历性情，便带上了金庸的身影。

　　至于小说里的女主角，也带有他一度念兹在兹的梦中女郎夏梦女士等人的丽影。当然小说创作，人物往往是多样的复合体。

　　金庸的理想人物是民间身份，凭本领救民于水火；而力不从心时，则像杨过那样归隐——学的是范蠡。

　　范蠡是金庸最佩服、欣赏的历史人物。《越绝书》上说范蠡功成身退，偕西施隐居于无锡的蠡湖一带。那是我的家乡，我对范蠡多有研究，为此写有长篇《大气运》在《小说月报》发表。大体说来，实际生活中的范蠡亦非金庸理想里的样子，早期充满政治算计，算计不成，被逼离开，复以“陶朱公”扬名后世。这和作为报人的查良镛差不多——金庸48岁即宣布“封笔归隐”，其实他改小说改了一辈子。按陈墨的揭示，2004年，他80岁时还在大改自己的作品。

　　改完全部小说后，不安分的老人，才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读博之旅。

　　这哪里是“封笔”“归隐”呢？分明就像我在《大气运》里所写的，活脱脱的陶朱公再世啊！（蒋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