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嘉莹

　　对于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女性而言，创造力与母性之两难总是一个幽灵般的问题，萦绕于生活与创作、形上与形下、现实与梦想之间。如《逃生梯上的婴儿》的作者茱莉·菲利普所问：“我怎么在生孩子的同时不牺牲我的事业、我的判断力、我的独立性、我的思想？”借书中分享的六个传记，她探索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其所言，无论女性生或不生孩子，她们最终都会遭到他处的反对。就像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波伏瓦必然对没能生育深表遗憾。但她后来澄清自己从未后悔，因为她想做的事就是写作。于她而言，存在主义揭示了我们事实上无法筹划生育之后的境况，孩子是一个有关“存在”的具身事件。在其在或不在的时间线里，我们会发现原先所有对相应境况的想象与言说都是具有欺骗性的。怀孕、分娩、与自己的孩子肌肤相贴——身体经验的不可流通性导致了不真实。

　　此书的主角们就是这么做的。作为一群女性创作者，她们在有限的生命里选择了一个自己的孩子而非一间自己的房间。在充分感知自身的创作热情时，她们仍试图在肉身与超越之间委曲求全，在诸种“不值得”、“不应该”中去挣扎着获得。作为一个生命存在于世，那些最平凡的冲动可能并不希望遭受审视、解构与批判。她们每个人都为这些冲动付出过代价，经历过抑郁和失败。爱人的真切、怀孕的渴望与爱孩子的心愿在这些个体身上矛盾地发生，但始终有着不容被怠慢的真诚。她们无一不在“被一个人了解和爱”的愿景中学习如何不过多地损耗自己，从而“葆有天分地爱和活着，并讲述故事”。

　　三位女性身处不同时空却面临着类似的境遇，或有着相同憧憬，最终也迎接着不同的结果。个体的复数性在此般文学处理中被具体展开，它避免了简化书写忽略个体意志的问题，也在保留个案独立性的同时不失宏观视角。

　　这恰当描绘了一个夹在母亲脚本与创作者角色之间的群像，她们试图驻扎在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空隙，如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所说，漂荡在离岸的驳船上，无所住也无所向。逃生梯上的婴儿则是被“离岸”的孩子，他们的母亲虽在场却试图遗忘其存在让工作得以完成。离岸成为了生存的居间状态，浇灌“母亲”的潜在可能性，让“一间自己的房间”迂回存在于诸种临时空间。最终，它也向否定性敞开，生成了一个卡特身处的社群，让养育孩子或不要孩子都成为被理解与支持的选择。

　　“按照自己的路数生活”是这一群像的总体意志。它包容了在病痛与拮据之中丧子的尼尔、在新生儿与破裂的婚姻间无奈“抛子”的莱辛、在意外怀孕与绝情分手的风暴里被迫堕胎的勒古恩、在政治带来的绝望与愤怒中遭遇流产的沃克、在经受产房医生侮辱与细菌感染之后仍选择高龄生产的卡特。

　　这些缠卷在一起的生命构成了创造力与母性的两难图景。作者始终希望从中寻得化解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同样身为人母的她渴求的答案。“时间”与“自我”，最终构成了答案的要件。只有保全这二者，创作者才能在生孩子的同时不牺牲掉太多。这也意味着，心智与生育之间的矛盾问题将仍然落回到心智与身体之间的问题。

　　尽管孩子最终将脱离母体，但二者间的纽带并不像脐带那样可以被一刀剪断。孩子要求母亲进一步异化她的身体，将大脑隔离于身体，以便让创造力进行生产。创作时间是她们向逐渐逼仄的智性时空讨来的碎屑，也是她们在与所谓的母性拉锯，获得更多创造力的食粮。她们不仅要与身体的老化角逐，也要警惕注意力经济的蚕食。事实上，无论生育与否，身体时钟的赫然在场一直是女性生存境遇的一部分。波伏瓦曾在步入暮年时出版《论老年》一书，探讨作为“社会隐秘耻辱”的衰老。身体的可朽性是让时间充分生效的始作俑者，这在古典西方哲学中被认为是女性化的属性。女性就是这么颠沛流离地与自己的“本质属性”做斗争的。保全时间是心智与身体之间的拉锯战，自我则是在二者的撕扯之中艰难出世的。这种撕扯有如分娩。母亲需要在孩子出世之后重新养育出自我。她或最终流产，或英年早逝，或先天禀赋不足，或孤立无援，新生的自我很可能重蹈着她命运多舛的孩子的覆辙。被裁定为“他者”、并背负着育儿之命的女性，需要经历这些蛮荒，才能踏上寻找主体性的旅途。

　　但如果真如哲学家安德里安娜·卡瓦雷诺所说，主体性是叙事的产物，根本上说是传记性的。追寻主体性的历程或许就是一场自我的编撰。它要求你在生活中寻找能动性，并因为这获得的难能可贵珍惜自己的能见度，努力被看见、被听见。因此，女性争得的自我绝不是沉默或柔弱的，因为她在无名氏的位子上待了太久了。我试着想象，倘若我们的祖母在有生之年听闻这些同辈女性的故事会怎样？她们会试着“拳打脚踢、敦促、祈祷、诅咒和哭泣”吗？会尽一切努力保住自我，而不让自己的生活最终委身于孩子的赡养吗？

　　奥德雷在《生存之歌》中写道“我们原本不会活下去”，而我的祖母或许就未曾为自己活过。生存之歌吟唱的竟是咫尺之间的故事。奥德雷的提问仍然炽热得令人焦灼：“你在做你该做的吗？”——你在讲述你该讲述的故事吗？（陈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