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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司马光的传记

来源:解放日报2024-04-27 09:46

  作者:郭晔旻

  读罢赵冬梅教授的新作《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书中有一句话印象深刻:“曾经想过置一方闲章,上刻‘涑水门下走狗’,来表达我对司马光的景仰。”的确,短短一句话,作者对司马光的景仰之情,已跃然纸上。

  而赵冬梅教授也坦言:“我真正想写的,不只是司马光的传,还有司马光成长、经历、参与创造的那个时代的传记。”

  因此,《宽容与执拗》不仅是一本个人的成长史,激烈变革时代的思想交锋史、政治斗争史,更是一本政坛巨子们互动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保守派”

  生活在千载之前的司马光(1019—1086年)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作者当然不会忘记提及著名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说起来,坊间流传的“名人少年故事”颇有一些是以讹传讹,譬如“华盛顿砍樱桃树”之类,早已被证伪。少年司马光究竟有没有砸过缸,自然也是读者感兴趣的问题。对此,作者的回答是,司马光“应当”砸过缸。其理由是,宋代文人笔记《冷斋夜话》里的确提到司马光“以石击瓮,水因穴而迸,儿得不死”,而且作者进一步考证,“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应当发生在公元1025或1026年的洛阳。当时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在洛阳为官,而司马光不过虚岁七八岁。对于司马光在自己的著述中从未谈到此事这一点,作者也有自己的解释:“对司马光而言,‘砸缸’是并且‘只能是’他童年生活的一个片段,一朵小小的浪花,如果司马光的人生辉煌就停留在‘砸缸’的瞬间,那就真的悲剧了。”

  但司马光的少年时光绝没有虚度,书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记述了司马光的家族与出身,“家族团结,家庭和美,父亲严肃方正,母亲和蔼可亲,一兄一姐对他爱护有加——这就是司马光的成长环境”。这样的家庭背景对司马光日后踏上仕途当然有着很大好处。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考中进士,授官太常寺奉礼郎,这一官衔在北宋文官全部迁转梯级的三十七级里名列第二十九,属于中层的“京朝官”,这是因为其父司马池官做得高,可以“荫补”后代做官,所以“父亲司马池依靠个人奋斗,摸爬滚打了十七年才混到的层级,儿子司马光不到二十岁靠着老爹的恩荫身不动、膀不摇就得到了”。显而易见,身为官二代的司马光仕途起点就比寒门子弟高得多。

  除了这个明显的“不公平”之外,“正是在父亲和周围师长的影响下”,十七岁的司马光“对当时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一些关系有了清晰而成熟的认识”,写成了《功名论》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司马光直截了当地提出,“愚以为人臣未尝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而这是因为“臣有事业,君不信任之,则不能成,此自然之道也”。

  顺便提一句,本书引用的古人文言文极多,但在大多数地方,作者都会在引述之后以白话文解释复述,这无疑是一种对读者“友好”的做法。对于《功名论》这篇文章,作者评价相当高,在其看来,“十七岁的司马光对君臣关系理解至透彻,不知要超过多少官场老人”。君主制度的世袭本质,就决定了登上皇帝宝座的人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中等智力、中等能力的二流人物,而任何一位能攀上高位的文臣武将却都是一流人物。君弱臣强的现实与皇帝掌握无限权力之间存在着天然矛盾,当然,强势的臣子可以“彼可取而代之”,但“谋朝篡位带来的动荡乃至战争却会给老百姓带来灾难”。因此司马光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君主必须信任、依靠贤人君子治理国家,反过来,有能力的政治家也必须获得皇帝的支持,“得君”方可“行道”。君臣相得,“让朝代安安稳稳地持续下去,天下太平,对大多数人都有好处”。

  十七岁就有如此见地,司马光称得上是少年老成。而他的仕途,在父亲的提携与恩师(庞籍)的关照下,也显得相当顺利——直到宋神宗即位,在王安石推动下实施变法,司马光成为反对派领袖,乃至“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保守派”,并因此去职,退居洛阳十五载,写成大名鼎鼎的《资治通鉴》,而与汉代司马迁并称“史界两司马”。不过,对于司马光著作《资治通鉴》的具体经过,全书只给了区区一章里的一个小节,对于一本司马光的传记而言,这似乎有些太过简略了。

  完全可以被称为“改革者”

  而对于“王安石变法”,一如作者所言,教科书上为之定性:“为了解决宋朝政府长期存在的积贫积弱的问题,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宰相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变法措施。”这次变法所涉范围很广,光是知名的新法名目就有“青苗法”,通过国家发放贷款给农民;“保甲法”,编组壮丁进行训练;“免役法”,农民可以选择交钱代替服徭役,由官府出钱雇人充役等。这些新法自然有其好处,而本书则以司马光的视角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对“青苗法”,年借款本金随春秋两税归还,每期取息20%,实际有重达40%的。因此司马光认为,“虽兼并之家,乘此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根本就是“使民负债日重”。对“免役法”,司马光认为它是免去了富裕地主的劳役,向贫下农民敛财,贫下农民有力而无钱,也要被迫出钱免役。总而言之,在司马光眼里,王安石的各项变法措施,实乃“朝之缺政”,应当全盘否定。这当然显得有些执拗,也是司马光外号“拗相公”的来历。

  但作者同样指出,不能因为司马光反对变法,就认定他是“保守派”。司马光又何尝反对过变革?书中提到嘉祐六年(1061年),司马光向当朝的仁宗皇帝上过三个札子。后人评论,“司马光辅四朝之规模,尽见于嘉祐入对之三札”。在其中的《言御臣》与《言拣兵》两个札子里,司马光就对北宋当时的官制与兵制提出强烈的批评。以官制论,北宋朝廷已陷入“资历至上”的陷阱,只要年头熬得够,不管水平如何都可以官至高位。以兵制论,“主兵之官,惟务人多”,忽略军人质量。显而易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北宋“冗官”“冗兵”问题。司马光对前者,提出“十二等分职任差遣”,主张以职位为核心对官僚队伍进行分层次的管理制度改革;对后者,则提出“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主张通过选拔淘汰,改变军队人多而战斗力差的问题。总而言之,在作者看来,这几个札子,体现出司马光思想中一些最本质的东西,其中就包括尊重已经建立的制度和传统,在尊重的基础上改革弊端。因此作者就说,“司马光完全可以被称为‘改革者’”。只不过,司马光的主张还不足以说服年轻的宋神宗。毕竟只有王安石才“给了神宗解决财政困难、充实国库、富国而后强兵的具体办法”。不能不说,这是司马光的一个悲剧。

  与此同时,又如本书前言所言,作者“真正想写的,不只是司马光的传,还有司马光成长、经历、参与的那个时代的传记”。这个时代,实际上就是“宋仁宗时代”。作者对此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在我看来,仁宗朝也许取得了帝制时代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一群有理想有操守的台谏官员,一个不那么强势的讲道理的皇帝,成就了仁宗朝政治的宽容开放,它让问题有机会暴露出来,并得到纠正,让朝政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这在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上堪称一个异数。司马光和作为其政治对手的王安石,都是这种宽容政治的产物。

  但这样的宽容政治,在仁宗朝之后便一去不复返了。归根结底,“一群有理想有操守的台谏官员,一个不那么强势的讲道理的皇帝”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范仲淹曾经向同朝为官的富弼指出,“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一旦开了恶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指的就是所谓“传统”的脆弱。恰恰是宋神宗即位后,因变法造成的政见分歧,终于恶性演变成为党同伐异。作者在书中前言的总结可谓精到:“宽容的政治培养出不宽容的政治家,最终埋葬了宽容”。

  当得起“正派”两字

  就个人人品而言,无论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都当得起“正派”两字。司马光在宋神宗去世后复出为相,尽废新法。但对王安石去世的消息,司马光并不因为彼此政见不同而幸灾乐祸:“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苏轼奉命起草追赠王安石太傅的文件,虽然字里行间以曲笔表示出不满,也承认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表面上没有说他一句坏话。可惜后来的号为变法派的人士,政治品质远不及王安石、司马光,因此推行任何“新法”只顾搜刮,再也没有为国为民的意思。这为北宋后期政局带来了无穷流弊。王安石、司马光都不希望出现那种局面,但是他们的作为却都为出现那种局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光在去世前的短暂执政经历,并没有将北宋政局拉回到他所期望的轨道。

  不过,司马光一生向往的“仁宗朝”政局,是不是真的如此美好?这恐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即将其称为“士大夫乐园”,“宋王朝士大夫则没有这种危险,他所受的最大谴责,大多数不过贬官而已,贬出首都开封到地方政府担任州长、副州长,或秘书长。这与其说是一种谴责,毋宁说是一种奖赏”。这番话固然偏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真相:仁宗朝的“宽容”,仅是对士大夫阶级而言。皇帝加士大夫,即等于朝廷,而朝廷加百姓才等于整个国家。然而,对百姓,仁宗朝做得远远不够好。曾经做过司马光上级的包拯,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就曾在上书里说,“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安之之道,惟在不横赋、不暴役。若诛求不已,则大本安所固哉”。反过来理解这番话,就是“横赋”“暴役”的情况在宋仁宗时期普遍存在。清代史学家赵翼感叹,宋廷“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司马光其实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反对“新法”的出发点,也正是因为反对对百姓的过度剥削。“惠爱及民难”是他最大的遗憾,也为他赢得了百姓的爱戴。这位反对“变法”的领袖人物却在身后的一千年里以正面人物的形象出现,与这一点当然也是分不开的。(郭晔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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