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晔旻

　　读罢赵冬梅教授的新作《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书中有一句话印象深刻：“曾经想过置一方闲章，上刻‘涑水门下走狗’，来表达我对司马光的景仰。”的确，短短一句话，作者对司马光的景仰之情，已跃然纸上。

　　而赵冬梅教授也坦言：“我真正想写的，不只是司马光的传，还有司马光成长、经历、参与创造的那个时代的传记。”

　　因此，《宽容与执拗》不仅是一本个人的成长史，激烈变革时代的思想交锋史、政治斗争史，更是一本政坛巨子们互动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保守派”

　　生活在千载之前的司马光（1019—1086年）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作者当然不会忘记提及著名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说起来，坊间流传的“名人少年故事”颇有一些是以讹传讹，譬如“华盛顿砍樱桃树”之类，早已被证伪。少年司马光究竟有没有砸过缸，自然也是读者感兴趣的问题。对此，作者的回答是，司马光“应当”砸过缸。其理由是，宋代文人笔记《冷斋夜话》里的确提到司马光“以石击瓮，水因穴而迸，儿得不死”，而且作者进一步考证，“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应当发生在公元1025或1026年的洛阳。当时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在洛阳为官，而司马光不过虚岁七八岁。对于司马光在自己的著述中从未谈到此事这一点，作者也有自己的解释：“对司马光而言，‘砸缸’是并且‘只能是’他童年生活的一个片段，一朵小小的浪花，如果司马光的人生辉煌就停留在‘砸缸’的瞬间，那就真的悲剧了。”

　　但司马光的少年时光绝没有虚度，书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记述了司马光的家族与出身，“家族团结，家庭和美，父亲严肃方正，母亲和蔼可亲，一兄一姐对他爱护有加——这就是司马光的成长环境”。这样的家庭背景对司马光日后踏上仕途当然有着很大好处。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考中进士，授官太常寺奉礼郎，这一官衔在北宋文官全部迁转梯级的三十七级里名列第二十九，属于中层的“京朝官”，这是因为其父司马池官做得高，可以“荫补”后代做官，所以“父亲司马池依靠个人奋斗，摸爬滚打了十七年才混到的层级，儿子司马光不到二十岁靠着老爹的恩荫身不动、膀不摇就得到了”。显而易见，身为官二代的司马光仕途起点就比寒门子弟高得多。

　　除了这个明显的“不公平”之外，“正是在父亲和周围师长的影响下”，十七岁的司马光“对当时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一些关系有了清晰而成熟的认识”，写成了《功名论》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司马光直截了当地提出，“愚以为人臣未尝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而这是因为“臣有事业，君不信任之，则不能成，此自然之道也”。

　　顺便提一句，本书引用的古人文言文极多，但在大多数地方，作者都会在引述之后以白话文解释复述，这无疑是一种对读者“友好”的做法。对于《功名论》这篇文章，作者评价相当高，在其看来，“十七岁的司马光对君臣关系理解至透彻，不知要超过多少官场老人”。君主制度的世袭本质，就决定了登上皇帝宝座的人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中等智力、中等能力的二流人物，而任何一位能攀上高位的文臣武将却都是一流人物。君弱臣强的现实与皇帝掌握无限权力之间存在着天然矛盾，当然，强势的臣子可以“彼可取而代之”，但“谋朝篡位带来的动荡乃至战争却会给老百姓带来灾难”。因此司马光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君主必须信任、依靠贤人君子治理国家，反过来，有能力的政治家也必须获得皇帝的支持，“得君”方可“行道”。君臣相得，“让朝代安安稳稳地持续下去，天下太平，对大多数人都有好处”。

　　十七岁就有如此见地，司马光称得上是少年老成。而他的仕途，在父亲的提携与恩师（庞籍）的关照下，也显得相当顺利——直到宋神宗即位，在王安石推动下实施变法，司马光成为反对派领袖，乃至“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保守派”，并因此去职，退居洛阳十五载，写成大名鼎鼎的《资治通鉴》，而与汉代司马迁并称“史界两司马”。不过，对于司马光著作《资治通鉴》的具体经过，全书只给了区区一章里的一个小节，对于一本司马光的传记而言，这似乎有些太过简略了。

　　完全可以被称为“改革者”

　　而对于“王安石变法”，一如作者所言，教科书上为之定性：“为了解决宋朝政府长期存在的积贫积弱的问题，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宰相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变法措施。”这次变法所涉范围很广，光是知名的新法名目就有“青苗法”，通过国家发放贷款给农民；“保甲法”，编组壮丁进行训练；“免役法”，农民可以选择交钱代替服徭役，由官府出钱雇人充役等。这些新法自然有其好处，而本书则以司马光的视角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对“青苗法”，年借款本金随春秋两税归还，每期取息20％，实际有重达40％的。因此司马光认为，“虽兼并之家，乘此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根本就是“使民负债日重”。对“免役法”，司马光认为它是免去了富裕地主的劳役，向贫下农民敛财，贫下农民有力而无钱，也要被迫出钱免役。总而言之，在司马光眼里，王安石的各项变法措施，实乃“朝之缺政”，应当全盘否定。这当然显得有些执拗，也是司马光外号“拗相公”的来历。

　　但作者同样指出，不能因为司马光反对变法，就认定他是“保守派”。司马光又何尝反对过变革？书中提到嘉祐六年（1061年），司马光向当朝的仁宗皇帝上过三个札子。后人评论，“司马光辅四朝之规模，尽见于嘉祐入对之三札”。在其中的《言御臣》与《言拣兵》两个札子里，司马光就对北宋当时的官制与兵制提出强烈的批评。以官制论，北宋朝廷已陷入“资历至上”的陷阱，只要年头熬得够，不管水平如何都可以官至高位。以兵制论，“主兵之官，惟务人多”，忽略军人质量。显而易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北宋“冗官”“冗兵”问题。司马光对前者，提出“十二等分职任差遣”，主张以职位为核心对官僚队伍进行分层次的管理制度改革；对后者，则提出“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主张通过选拔淘汰，改变军队人多而战斗力差的问题。总而言之，在作者看来，这几个札子，体现出司马光思想中一些最本质的东西，其中就包括尊重已经建立的制度和传统，在尊重的基础上改革弊端。因此作者就说，“司马光完全可以被称为‘改革者’”。只不过，司马光的主张还不足以说服年轻的宋神宗。毕竟只有王安石才“给了神宗解决财政困难、充实国库、富国而后强兵的具体办法”。不能不说，这是司马光的一个悲剧。

　　与此同时，又如本书前言所言，作者“真正想写的，不只是司马光的传，还有司马光成长、经历、参与的那个时代的传记”。这个时代，实际上就是“宋仁宗时代”。作者对此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在我看来，仁宗朝也许取得了帝制时代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一群有理想有操守的台谏官员，一个不那么强势的讲道理的皇帝，成就了仁宗朝政治的宽容开放，它让问题有机会暴露出来，并得到纠正，让朝政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这在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上堪称一个异数。司马光和作为其政治对手的王安石，都是这种宽容政治的产物。

　　但这样的宽容政治，在仁宗朝之后便一去不复返了。归根结底，“一群有理想有操守的台谏官员，一个不那么强势的讲道理的皇帝”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范仲淹曾经向同朝为官的富弼指出，“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一旦开了恶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指的就是所谓“传统”的脆弱。恰恰是宋神宗即位后，因变法造成的政见分歧，终于恶性演变成为党同伐异。作者在书中前言的总结可谓精到：“宽容的政治培养出不宽容的政治家，最终埋葬了宽容”。

　　当得起“正派”两字

　　就个人人品而言，无论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都当得起“正派”两字。司马光在宋神宗去世后复出为相，尽废新法。但对王安石去世的消息，司马光并不因为彼此政见不同而幸灾乐祸：“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苏轼奉命起草追赠王安石太傅的文件，虽然字里行间以曲笔表示出不满，也承认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表面上没有说他一句坏话。可惜后来的号为变法派的人士，政治品质远不及王安石、司马光，因此推行任何“新法”只顾搜刮，再也没有为国为民的意思。这为北宋后期政局带来了无穷流弊。王安石、司马光都不希望出现那种局面，但是他们的作为却都为出现那种局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光在去世前的短暂执政经历，并没有将北宋政局拉回到他所期望的轨道。

　　不过，司马光一生向往的“仁宗朝”政局，是不是真的如此美好？这恐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即将其称为“士大夫乐园”，“宋王朝士大夫则没有这种危险，他所受的最大谴责，大多数不过贬官而已，贬出首都开封到地方政府担任州长、副州长，或秘书长。这与其说是一种谴责，毋宁说是一种奖赏”。这番话固然偏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真相：仁宗朝的“宽容”，仅是对士大夫阶级而言。皇帝加士大夫，即等于朝廷，而朝廷加百姓才等于整个国家。然而，对百姓，仁宗朝做得远远不够好。曾经做过司马光上级的包拯，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就曾在上书里说，“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安之之道，惟在不横赋、不暴役。若诛求不已，则大本安所固哉”。反过来理解这番话，就是“横赋”“暴役”的情况在宋仁宗时期普遍存在。清代史学家赵翼感叹，宋廷“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司马光其实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反对“新法”的出发点，也正是因为反对对百姓的过度剥削。“惠爱及民难”是他最大的遗憾，也为他赢得了百姓的爱戴。这位反对“变法”的领袖人物却在身后的一千年里以正面人物的形象出现，与这一点当然也是分不开的。（郭晔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