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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朝营
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在学界关注度极高,对这幅作品展开艺术分析与探讨,更注重探析黄公望的艺术特色与审美理想,实则通过作品体验“道法自然”的理念,探寻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和谐共生的路径传达。
黄公望才华横溢,大器晚成,是元代文人画的先驱,他的绘画技法继承董源、巨然,绘画思想沿袭赵孟頫,创作注重师法造化,首创“浅绛法”,成就斐然,影响深远。黄公望时常写生描绘虞山、三泖、九峰、富春江等地的自然胜景,其晚年代表作《富春山居图》,描绘了浙江富春江两岸初秋之际的美丽自然风光,被誉为浙派绘画的顶峰,体现出其独特的笔墨技巧与审美观念。纵观该幅画作,能够清晰看到画面中呈现出的峰峦叠翠、松石挺秀、云山烟树、沙汀村舍等自然景象。画面以草籀笔意入画,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将浩渺连绵的江南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境界,透露出雄秀苍茫的整体气韵。
黄公望中年蒙冤入狱两年而饱受磨难。此后,他对官场心灰意冷,选择辞官云游山水之间,并入道教全真派;晚年将更多内心情感寄托于祖国大好河山,于笔墨情趣之间披露性情。《富春山居图》绘制于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年),完成于至正十年(1350年),时值黄公望79岁高龄,是他特意为好友无用师和尚所绘,也说明黄公望晚年隐于“富春山居”。黄公望为倪瓒所作《江山胜览图》自称“余生平嗜懒成痴,寄心于山水”,以逃乱世与避纷扰。这幅作品汇聚了成熟概括的艺术手法,饱含着“天真自然”的思想感情,展现出他师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
《富春山居图》以横卷式的构图创作技巧将画面内容延伸表达,充分展现了富春江的江南美丽风光。该创作手法的运用并未干扰截断观赏者的视线,能够让人取其局部而悟天际。作者运用多视点的观察方式将画卷中的人物观察视点放置于同一水平线,形成“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艺术效果;并以横纵向相互交替的方式刻画描绘富春江周围的秀丽风光,从绵延不绝的平坡沙岸到渐起平坡,再到远方起伏的峰峦叠翠到缓坡悠昂,让观者切身感受到自然流动的韵律,引人入胜。画面中心的茫茫江水气势磅礴,自画面左侧流经到画面中央处,然后流向画面右侧,仿佛是要冲出画卷纸面一般;连绵不绝、层层叠叠的山峦与江水之间形成相互映衬的紧密关系,传递出壮观恢宏的水墨山水画之势。作者以浓淡水墨描绘了山水间的转折与曲线,提升了整个画面的空间层次感,让观赏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通过横向画卷中曲折起伏的青山叠翠,能够全面展示富春江景色的魅力,透过山水感悟到作者自由自在、毫无拘束的心境与豁达、平淡的人生态度。
黄公望在《写山水诀》中“当逸墨撇脱,有士人家风,纔多便入画工之流矣”的见解表达了他的笔墨态度。《富春山居图》以枯润结合为主的笔墨,自然轻松、滋养平静。画面主要以干枯线条表现画中的各种物象,而在江边房屋建筑与树木的刻画描绘上,则是运用浓淡墨相结合的笔墨创作方式,提升了画面表现内容的自然性与柔和性。在创作开始阶段,黄公望采用淡墨简单勾勒出富春江周围山川的轮廓,接着运用皴擦手法和略微加墨的方式进行山川刻画。作者采用浓墨并以两笔写成法描绘树木之间的错落有致与千变万化;对于坡石和涟漪等水纹的描绘表现,则采用了反复皴擦方式,由淡到浓、由枯到润,使浓淡变化浑然一体;以淡墨表现起伏山峦的形态,又使用浅墨去展开填充,使群山之间形成虚无缥缈的朦胧美感,同时群山的线条显得格外清晰,提升了整幅绘画作品的空间层次感,使画面构图自然流畅。总体而言,《富春山居图》实践创作过程中,综合采用了水墨渲染、披麻皴等技法,充分发挥出淡墨、浓墨和湿笔等绘画技巧的应用价值,此时已达到黄公望本人笔墨上的高峰,用笔潇洒、多变,极具概括性与意象性,画面生动、层次丰富。
在艺术表现上,黄公望力求形、神、韵三者的完美融合,笔法雅致而具有意象,墨法苍茫而不失浑厚,承载着画家“虚怀若谷”的精神诉求,以此充分展现出该画卷表现内容的独特艺术韵味和生动趣味,传达出平淡天真的生命态度。他在《李咸熙秋岚凝翠图》诗中写道:“无声诗与有声画,侯能兼之夺造化。”体现出他对诗与画之间的思考,这也使得他的作品不止于笔墨本身,而是诗书画一体、形神兼备的美学追求。
《富春山居图》表达出作者晚年对“山居”的情怀与对自身性情的感悟,被邹之麟誉为“画中兰亭”,分为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剩山图”与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无用师卷”。在流传的过程中几经波折,分离与合璧,引发“真伪辩论”,富有戏剧性。历代书画家、鉴赏家、君王等都对其推崇备至,其经典地位在明末清初被构建。它的意义已远不止于一张作品,而是体现出中国山水画的生态审美观,并且逐渐发展成为图像符号。郑维坤认为“富春”藏着宋元时期的文人对严子陵隐居生活的向往;“山居图”代表儒家“进出辞受”独善其身的风骨,可以说,《富春山居图》实际代表着中国文人审美精神和宋明理学内在价值的最高标准。
当后人重新观望这张作品时,总能常读常新。当下的时代语境下,快节奏的生活往往伴随着精神层面的缺失,人工智能的出现,使人们重新思考艺术品的定位与意义。而《富春山居图》的价值不仅在于引领元代所特有的表现形式,体现出元代文人“主静”“穷理”“慎独”的修身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笔墨中所承载的人类情感与道德追求能穿越时代,代表了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与当代人产生共鸣,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启对诗意栖居的向往,达到心灵的慰藉。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