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冬松

　　“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船的发明，推动人类活动从陆地向水上延伸。作为海洋大国，我国从古时“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开始，便不断从浅水向深海探索，水上航行智慧熠熠生辉。许多先进水上航行技术的发明，不仅助力人们科学航行，更引领世界航海潮流，为航海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历史的进程在绘画中得到生动诠释。品读绘画中贯通古今的水上航行智慧，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中国画《清明上河图》（局部），作者为北宋张择端。　　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画《雪霁江行图》（局部），作者为北宋郭忠恕。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船舶性能是其水上航行能力的重要保证。作为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发明，古代木船的水密隔舱结构是中国造船对世界造船的巨大贡献，影响深远。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木板把船舱分隔成一个个互不相通的分区，在增加船体构造强度的同时也防止因船的一角破损而导致整船沉没，使远航成为可能。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船纹铜提筒，其装饰图案则为人们了解水密隔舱技术提供了一种视觉想象。画面上，四艘羽人船相连，船只首尾上翘、造型合理、分舱清晰，从侧面反映了西汉时期岭南地区的造船能力。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唐代诗人李白以气势磅礴的诗句，描述了古人江上行舟的美景，蕴含古人利用风帆助力航行的智慧。在敦煌莫高窟壁画、古代中国画中，多见对船帆的描绘。像敦煌莫高窟第45窟南壁西侧壁画，设色清丽，画中的大帆船一桅一帆，桅杆顶部细致画出五级挂帆扣，以示该船可根据风力随时调整航速。宋代佚名《江帆山市图》则呈现了船只航运场景，画面尺幅不大，但气象开阔，水面上一船只的桅帆刻画更是清晰醒目，成为研究古代造船技术和贸易情况的重要图像资料。作为我国古代重要船型的福船，是帆船时代的典型代表。清代佚名《靖海全图》细致勾勒了多艘清代中期用于海战、属于福船类型的大型同安梭船。画面上，船型如梭，桅上挂篷较多，其优良结构和优越性能可见一斑。

　　宋代科技发达，造船技术更是领先世界。以精细写实著称的宋画，保留了不少对宋船的描绘。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便描绘了20多艘船只。其中惊险一幕，将故事情节推向高潮——一艘客货两用船在通过桥洞时快要撞上桥梁，桥上行人惊呼，水手们赶紧将高耸的桅杆横放下来。能够成就这一精彩情节，离不开这艘船使用的“可眠桅”技术——桅杆底部装有转轴，可根据需要随时将桅杆放倒或竖起。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中国人还将“可眠桅”技术传授给了外国海商。“可眠桅”在“界画”大师郭忠恕的《雪霁江行图》中被描绘得更加精细、清晰。细致观察《清明上河图》，还可以看到多艘船只的尾部都有一条“小尾巴”，叫作平衡舵。不同于普通的船舵，平衡舵不仅转向灵活，还可以升降，起到稳定船身和改变航向的作用。同时，图中引人注目的船上密密麻麻的排钉，也不是艺术的点缀，恰是“榫合钉接”技术的写照。船的连接技术关系着航行安全，“榫合钉接”便通过“榫卯”与“钉接”结合的方式，增强船体的抗风浪能力和船体构件间的稳固度。这些领先世界的中国发明，大大提升了船舶的远航能力。

　　作为“海上向导”，航海图是海上安全航行的指南。郑和下西洋代表着中国古代航海技术发展的巅峰，明代《武备志》收录的《郑和航海图》被中外专家学者认为是世界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不同时代、地域、文化背景下的地图绘制者，对空间有着不同的理解，描绘世界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该图采用山水画式的绘法，详细描绘了航路以及沿途的岛屿、山峰、浅滩、礁岩、港口、城寨等定位和航行方法。其中所附的4幅过洋牵星图，说明郑和航海除了借助罗盘，还配合使用了过洋牵星术——通过观测星辰的海平高度（仰角）来确定航行方向和所处纬度，充分反映了明初航海水平的提升。《郑和航海图》是中国历代航海技术成果的总成，也代表着中国古代航海制图学的重大进步。

　　现代科技发展，推动我国航海事业大步向前。时代巨变砥砺艺术创新。老一辈画家的作品，如颜文樑油画《造船厂》、关良油画《广东造船厂》、许幸之油画《巨臂》等，均聚焦大型钢铁船舶，展现新中国航海事业朝气蓬勃的气象。新时代，在建设海洋强国目标引领下，我国航海事业发展达到新高度。美术工作者用画笔绘就更为壮阔的时代画卷。像马鑫、牡丹油画《海上丝路新枢纽——宁波舟山港》、张及时油画《港口雄开万里流》等，均以俯视的构图、宏阔的景象，展现以智慧港口、智能航运为代表的“新基建”推动航运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周补田油画《巡海》、高海戈油画《曙光》等，则聚焦向海图强的奋斗历程，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现当代中国海洋事业发展成就。

　　从木船到战舰，从以橹作动力到以能源为动能，一幅幅画作折射着千百年来中国人“舟行万里”的智慧，也激荡着创新创造活力，让航海精神借助丹青画境熠熠闪光，为开启航海新征程、共创航运新未来提供精神力量。

　　（作者为华侨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