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蔚超

　　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之下，客座研究员制度的诸多尝试，契合了文学批评工作的时代诉求与自身特性

　　2011年5月19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首届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影响深远的青年批评家培养制度落地生根，梁鸿、张莉、李云雷、杨庆祥、房伟等“70后”“80后”青年批评家成为首批“客座”。

　　作为一项制度，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目标是清晰的，就是打破学院体制下以文学史研究为重、厚古薄今的既定图谱，形塑学术研究之外的文学批评意识，让当代文学现场的源头活水，汇入校园和研究机构，让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学人继承中国文学注重批评与创作互动影响的传统，使上世纪80年代作为知识介入社会的文学批评继续保持其活力与锋芒。正如陈思和的评价：“这项制度是一个典范，使一批本来在学院高墙里做研究，在课堂里讲课，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人，得以直接进入社会实践场，与创作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以陈思和为代表的一代批评家的文学实践始于上世纪80年代，他们很快认识到曾经置身的文学场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史家洪子诚也曾积极投身诗歌批评，适应周遭的文化环境：“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学校的教师、学生，大都把热情投射到对文学现状的关注上……没有多少人会对当代文学的‘历史’感兴趣，即使论及，也只是作为展开现实问题的背景因素。”90年代至新世纪初，思想家淡出、学问家辈出是人文学科的主要趋势，而文学批评热，也逐渐被文学史研究等学问追求所取代。

　　客座研究员制度的设立者与倡导者，以亲历历史的敏感赋予了这项制度时代前瞻性。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地位十分特殊，它介乎连通读者、交涉创作和建构话语三重任务的结构之中。因此，文学批评始终是文学生态和文化环境的重要一环。进入21世纪，传播媒介迎来迅疾的迭代式发展，通过互联网社会媒介对文学展开批评不再是“专业”批评家的专利，公共空间上众声喧哗的文艺批评或许带来审美的自由民主，亦为“眼球经济”贡献流量，过分嘈杂的高分贝会降低环境的宜居度，文化场域也不例外。与此同时，日趋严格的社会分工及精准的岗位职责使“职业”批评家几乎绝迹，究竟谁来为文学提供有效的、恳切的、可信的声音？

　　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之下，客座研究员制度的诸多尝试，契合了文学批评工作的时代诉求与自身特性。排除媒介的放大效应，当代文学批评本身处在不确定、无命名、待言说的未完成过程中曲折展开，最终才能让新的文学在文化坐标中抵达相对稳定的位置。因此，基于共同文学志业的“批评共同体”，在坚持批评伦理和价值判断之下的声援、切磋、对话，有助于凝聚起文学环境中的理性声音。到2024年1月，共有11届110位青年批评家加入“客座”队伍，在他们及更多以文学批评为志业的青年的创造下，“青批”成为中国文学界一个富有朝气、寄予厚望、引领创新的“称号”，在这面旗帜下，越来越多的青年批评家活跃在文学现场，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力量。

　　各级文学机构认识到评论人才与创作人才同等重要。中国评协为青年文艺批评者开设“青萍会”专栏、举办中国文艺评论青年论坛。鲁迅文学院曾在北京文艺座谈会召开后的2015年，在中青年高级研讨班序列中特设文学评论家班。各地作协逐渐认识到青年批评家人才储备的重要性，从发现创作人才的办法中寻找可行措施，为省域文学培养具有敏锐洞察力和准确判断力的批评人才，推动他们立足本省，走向全国。

　　对于青年批评家的引导和培养机制中，各类文学活动的组织形态、选题策划，决定了制度运转的方式以及对人的影响；给青年批评家们提供怎样的文学场域，决定了他们如何理解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作用。有别于传统学术期刊的、有组织的、有导向意图的互联网评论阵地逐渐增加，诸如关于青年创作、青年文化现象研究的短、快、准的“青观察”栏目，为青年批评家们提供了更自由广阔的批评空间。

　　此外，面向创作的文学奖，从国家级到地方性奖项的种类繁花似锦，琳琅满目，但是面向批评家的理论评论奖相对稀缺。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在几代现当代文学学者的心血浇筑下，成为青年人成长进益之上的重要里程碑，这个以现代文学史第一代学者命名的学术奖项，逐步向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青年人敞开。去年以来，雪峰文论奖、刘熙载理论评论奖的相继创办，意在褒奖和鼓励评论家们的思考与创造。把握中国问题、聚焦新时代文学、创作富有现实感和历史意识的文学批评，既是各类奖项倡导的方向，也是批评共同体对青年一代文学批评的期许与展望。

　　新的媒介能力与文学行动

　　青年批评家扩展了学院的内涵，他们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内部出发，开始参与新兴学科创意写作的设置、建设和发展

　　文学批评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样，同属现代性与启蒙主义的建构产物。进入新时代，媒介的快速迭代影响了文学批评者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考验着青年一代的媒介能力和适应性，青年批评家们在文学场中的批评实践也表现为丰富多元的文学行动。

　　青年批评家扩展了学院的内涵，他们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科内部出发，开始参与新兴学科创意写作的设置、建设和发展。仍以文学馆“客座”为例，北京大学的丛治辰、樊迎春，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庆祥，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晓琴、白惠元、姜肖，华东师范大学的黄平、项静，山东大学的马兵等青年批评家们，已然成为各高校创意写作专业的奠基者。他们在从事文学批评的过程中，也深入了解当代文学生产体制的运行过程，掌握中国文学的文化地形图，从而能够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搭建以写作实践为导向、基于行动的文学研究、作为城市软基础设施的中国式创意写作专业。他们培养的学生在纯文学写作、文学编辑、体制性文学工作及新兴创意写作等领域中崭露头角。青年批评家既将传统的、精英化的文学基因移植到新型教育的机体内，又为变动不居的当代文化场注入新鲜血液，他们的作用如同桥梁一般，双向贯通，互通有无。

　　青年批评家面向文学现场，主动建构、塑造、引领文学创作新潮流。考察当下文学界对地方性写作的命名，其肇始于黄平对“铁西三剑客”及“新东北写作”的阐释，兴盛于杨庆祥、陈培浩、曾攀等对“新南方写作”的倡导，直至北京文联和《北京文学》发起“新北京作家群”倡议，浙江作协与《江南》杂志主张“文学新浙派”的探索，张莉、徐刚、翟业军、王晴飞等批评家加以阐释。在文学期刊、地方作协的积极邀约下，这些文学命名由青年批评家们和具有某种地方性书写特质的作家联袂完成。除去响应刊物的命题作文外，通过学术期刊和文学刊物编辑既定的遴选、组织功能，青年批评家以阵地、平台践行个人的文学行动和批评活动，也是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态。

　　青年批评家置身文明新形态形成的历史节点，不断调整文学行动的位置和方向。在当代批评家中，何平的文学行动颇具代表性。2017年，他和金理发起了“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召集两地青年批评家和出版人、小说家、艺术家、剧作家、诗人，复苏文学批评的“对话”传统。接下来，他又相继发出“中国科幻文学南京论坛”“新小说在2019”“现场文丛”等号召，呼吁不断拓展批评关注的领域，孜孜不倦挖掘文学场中的创新因子。同样，张莉在《十月》等刊物组织女性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并通过线上线下课程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出生于1980年的杨庆祥在同代人中登上文学批评舞台较早，除去批评文本之外，杨庆祥作为批评家的文学行动同样引人注目，他对代际、新文类、地缘政治、媒介等问题的吐纳能力，推动了创作和批评界对特定问题的认识和讨论。那些在杨庆祥课堂上获得批评意识的“90后”一代促成了“同代人”批评的诞生。毛尖、刘大先、丛治辰、黄平等学院学者以雄强的辩才、旺盛的精力、良好的媒介能力在各类媒介平台频仍亮相，他们对文艺作品的认识和评价，一经思考，便通过互联网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形成了与既往批评家无法比拟或想象的传播效率。正如李静所说，“置身数字时代，去中心化、集体合作、偏向主观经验、注重体验与消费的互联网知识生产模式业已生成，直接面向当下发言的‘文学批评’深受这一转型趋势的影响。”由此可见，文学批评的自由、敏锐、介入的属性，使得自觉的批评者能够随文化空间、历史参数的变化而迅速调整批评的位置、功能与工作方式。

　　新的文风与思想的临界状态

　　青年批评家置身数智时代，新科技的诞生和应用，迅速改变了文化创作生产和传播消费方式，推动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交流交融

　　丁帆评价以“客座”为代表的青年人的文学批评时，曾特地强调“新的批评文风”的转变，“其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犀利的文风，让人耳目一新。尤其是新的批评文风，一扫昔日理论搬运工的呆板的阐释方法，给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让批评增添了活力。更重要的是，这种批评之风吹到了高校，也让学院派批评发生了悄悄的、革命性的变化。这种批评的活气，才是文学批评本质的体现”。在借鉴舶来理论、跨学科方法的过程中，批评的文学性标准总是会一再被提醒、提及和提出。青年一代普遍认识到，一个文学批评家该要在理性的思索与无拘束的创作之间，在席勒与莎士比亚之间达成“辩证统一”。极富文体意识的当属张定浩、黄德海、项静、木叶等上海批评家，他们曾先后就职于《上海文化》，这一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阵地赋予青年一代解脱束缚的鼓励，在若干年内，该刊物每期刊发本刊青年编辑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无须叠床架屋的注释和规范，态度鲜明、意兴飞扬、切中肯綮，令人耳目一新。几位沪上批评家的文章很快获得关注及肯定，并在一段时间内启发了“80后”批评家的文体意识，此后，他们索性彻底打破批评与创作的界线，开始涉猎小说、诗歌、非虚构等更广泛的文体类型。

　　青年批评家选择临界、破圈的批评站位，将文学批评转化为思想文本。尽管学院派批评经常遭到文体晦涩、理论先行、斧斫文本的诟病，但有学术背景的批评家追求专业化的学术精神，纠正了文学批评的随意性，扭转了感性批评的清浅化弊病，将文学批评引向更深层次的思考境界。周展安、李浴洋、路杨、邓小燕、石岸书、罗雅琳都是“80后”“90后”优秀的文学研究者，他们分别从现代文学、思想史、社会学、文化研究等不同路径，将生动、广博的当代文学纳入思考范围，判断作品好与不好，能否走向经典，并不是这些青年批评家的主要目标，他们更倾向于打开话语空间，将最新的文学文本与中国问题联系起来，这些批评文章也因此获得了强大的气势和开阔的视野。

　　青年批评家置身数智时代，将批评对象拓展至文化领域的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新科技的诞生和应用，改变了文化创作生产和传播消费方式，推动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交流交融。互联网思维、数智技术模式、视觉文化的兴起，潜在影响了新一代文学批评家。他们将网络文学、影视剧、游戏、综艺节目等数字文本纳入思考范围，站在文学研究特有的人文主义视角，以文学的审美特质为立足点，在浩如烟海、丰富多元的文本中寻找“文学”的踪迹。他们既不对科技的到来持悲观的批判态度，又坚决为文学复魅，捍卫文学不可究诘的审美特性，他们渴望与新的文化创造者一道，营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空间。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