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　生

　　今年国庆档上映的多部电影中，宁浩、徐磊联合执导，葛优、李雪琴、吴磊等主演的《爆款好人》，不仅没有成为票房“爆款”，“好人”的设定也没能赢得观众的口碑。究其原因，大概是创作与生活的脱节。

　　拼凑呈现生活的表象

　　这部电影虽然被定义为“京派喜剧”，但只是用看似幽默讽刺实则老套乏味的手段，粗浅抓取、拼凑呈现时代的表象，与留在观众记忆深处的诸多经典京味喜剧相比，没能切实触及生活的痛处，也没能折射社会精神面貌的变迁。

　　《爆款好人》中张北京的形象，是对均由宁浩执导的《我和我的祖国》之《北京你好》单元、《我和我的家乡》之《北京好人》单元中同名人物的延承，并都由葛优出演。

　　《北京你好》中，张北京是个爱吹牛、好面子的北京的士司机，是经常令妻子、儿子觉得尴尬的丈夫、父亲，他原本想用一张意外获得的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式门票改善亲子关系，但这张门票最终被他送给了一个在汶川地震中失去父亲的男孩；《北京好人》中，张北京的性格没有什么变化，但职业从“的哥”变成了酒店停车场的收费员，梦想着用多年积蓄买辆好车，以后当名专车司机，不过兜兜转转，买车款被他借给了来北京看病的表舅，而在陪表舅看病时，他与曾是老同学的漂亮护士相遇。

　　两部短片中的张北京以及由他的经历串起的其他小人物，生活方面各有烦恼，也各有小盘算、小心思，但均被具体的时代语境巧妙化解，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到人性的善意与人情的温度。

　　到了《爆款好人》，张北京重操旧业，又干起开出租车的营生，但他的生活没有因为现实环境中出租车行业的不景气陷入困境，反而上了一个可能仅在创作者的想象中存在的台阶：作为老北京人，他不用为房子发愁，在胡同里有个独立的小院；虽然他的前妻改嫁土豪并带走了儿子，但他的日子并不孤独，当护士的老同学成了他体贴的女友，还有两个关系甚笃的老哥们儿不离左右。

　　他最大的烦恼，是即将到来的儿子婚礼上，儿子的继父会取代他发表家长致辞。不甘心当爹的权力被剥夺，但因为与儿子继父的身份相差悬殊而又无计可施的他，无意间将怒火发泄到渴望成为新北京人的单亲妈妈李小琴身上，而他与李小琴发生冲突的过程，又被路人拍成短视频上传到网络上，他因此成为网红“维权哥”。在MCN（一般指多频道网络）机构的助推下，他获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顺利实现流量变现，以为自己总算有了充足的资本，能在儿子的婚礼上顺利拿回身为父亲的话语权。

　　但是他走红的同时，作为他对立面的小琴，也成为被网友恶意攻击的对象。当得知小琴及其儿子在北京的生活举步维艰之后，他不再在乎能否在儿子、前妻等人面前挣下“爹面”，将内在的善良化为行动，通过一场自黑式的直播，帮助小琴母子渡过了难关。

　　不过张北京这次助人为乐的故事，不再像前两次般能引发观众共鸣。毕竟，全民直播、短视频当道、流量为王的自媒体时代，网络世界充斥着太多瞬息万变的故事，既有宁浩上部电影《红毯先生》所讲的明星塌房，也有素人按照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提出的“15分钟定律”，一夕之间成为“网红”又迅速沦为“网黑”。当宁浩仅是将这种网络现象进行展示，没有剖析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时，观众自然不会买账。

　　闭门造车式的自我感动

　　纵观上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初期风靡全国，至今仍被观众津津乐道的京味喜剧，比如《顽主》《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甲方乙方》等等，展现北京话“又贫又损”的话风特点、新老交织的城市景观、兼容并蓄的城市精神等之外，更用人物的踌躇与选择，用他们或踏实本分或玩世不恭的姿态，道出社会转型时期，“老理儿”与新规则的碰撞与交融，为观众留足思考生活、化解困惑的空间。

　　而葛优在《顽主》《编辑部的故事》等影视剧以及冯小刚的多部电影中塑造的小人物，则具有一定的共性，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视为张北京的前身。他们表面上是有点吊儿郎当、有些不合常规，但因为本性善良为人豁达，常有利人不利己的举动，实际上是让观众觉得真实亲切的北京大哥、大叔、大爷。

　　但前身再好，也是过去的产物。当宁浩把京味喜剧里葛优惯有的形象，直接拿来套在张北京身上，放在篇幅短小的《北京你好》《北京好人》中还算合适，然而在长片《爆款好人》中，就显得颇为尴尬，属于强行书写时代注脚，好比片中那件由当代艺术家岳敏君创作的笑脸人雕塑，摆在MCN机构大厅可以看作网络狂欢的缩影，但出现在张北京家中就有些怪诞。

　　不客气地说，张北京近两个小时的折腾，还不如脱口秀演员十几分钟的段子让观众更有代入感。脱口秀演员常以拿自己开涮的方式，干脆利落地直击生活的要害，张北京经历从“维权哥”到“戏精哥”又回归普通人的身份变化之后，只得出了“都是浮云，平淡是真”的直白结论。

　　或许，一切可以归结于以《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等电影奠定行业地位的宁浩，在功成名就后，内心深处不再“疯狂”。由片中李小琴反复强调的“底层逻辑”，看向宁浩的创作逻辑——那不再是用多线叙事的技巧、黑色幽默的笔调、匪夷所思的情节剖析社会现实，反而变成了用矫饰的温情，主动完成与生活的和解。

　　但问题在于，张北京等老北京人，或许能通过在鼓楼附近的家门口约上两个老哥们儿，边吃火锅边扯闲篇的方式，纾解心中的郁闷；李小琴等新北京人，却很难借助一场直播所得的收入，为自己及后代在现代的繁华都市找到一个真正的家。

　　创作者如果不去直面普通人真实的生存处境，而是依据网络怪象与既有观点，营造新旧融合的假象，完成的创作必定是闭门造车式的自我感动，很难让观众共情。（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