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　鹰

　　曹禺的戏剧作品之所以能够撼动人心、经久不衰，不仅在于他善于刻画人物、描写生活，更善于将自身所处的文化传统、对人性的深度解剖以精准的笔触展现出来。而这样的创作方式很大程度与曹禺深受长江文化影响有关。祖籍为湖北潜江的曹禺从未回过故乡，但潜江二字深深印刻在他的心底。曹禺曾在《我是潜江人》一文中动情提及：“我爱潜江，这不是模模糊糊的两个字，像是其中有血与肉的联系。”在他心里，潜江的水与空气、父亲的乡音、家中的饭菜早已构成了他的生活底色，甚至影响了他的戏剧创作。

　　潜江作为江汉平原一颗璀璨的明珠，深受荆楚文化的浸润，厚重的历史遗产、广袤的平原土地以及丰富的文化艺术，使潜江成为长江流域一带的历史文化名城。如果说潜江是荆楚文化艺术的重地，那么曹禺在他的戏剧创作中或显或隐地继承了荆楚文化精神。其中最为鲜明的是楚人善于开拓、坚韧倔强、具有反叛性与创造性的性格特征。在《雷雨》中，蘩漪的性格阴鸷果敢，凭借一己之力主导雷雨夜的悲剧发生，将周公馆的丑恶暴露出来，甚至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揭露周朴园的自私自利、周萍的懦弱胆怯。曹禺在蘩漪身上奋力挖掘的是一颗敢于对现实说“不”的火热的心，他希望以此告诉观者，与其在黑暗角落中苟活于世，不如奋起抵抗，像蘩漪一样“做一次困兽的斗”。拥有这般“勇敢的心”的还有《原野》中的花金子。这位具有奇异色彩的传奇女子不仅如蘩漪般敢于斗争，更具备一些“妖性”：她时而轻佻，时而艳丽；时而性感，时而凛冽；时而恶毒，时而风流。花金子的灵动，很大程度源于她心底长期被抑制的欲望，当她面对复仇者仇虎的种种越轨行为，她不仅不觉非道德，反而享受其中，甚至较之仇虎更为彻底。她本着“事情做到哪儿，就是哪儿”的处事原则，坚定不移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并永不后悔。蘩漪与花金子，如一道闪电划破了暗黑的天空，以强大的生命力和反叛性重构世界、重构理想。曹禺的故乡，那片巴山楚水的土地，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故事流传着，如楚庄王成就伟业的开拓和创造精神，崇尚雷火、龙凤、巫术的楚人文化。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精神主张不仅使他们在逆境中奋力反击，勇于斗争，更具有一种自由与奔放的浪漫主义色彩。在曹禺的笔下，故乡的文化精神不经意间经由血液的流淌付诸笔端，成为我国戏剧艺术中一抹永不失色的光亮。

　　对诗性境界的追求，是荆楚文化的另一特征。战国时期，屈原望江而吟，写出千古名诗《离骚》，造就了长江文化长河中的诗歌审美范式。不论是荆楚人，还是停留在荆楚的他乡人，在这片土地上总是不由自主地吟诵心中的诗意。在很多观者心中，曹禺是一位十分善于创造戏剧性效果的剧作家。然而真正使其剧作成为经典的原因在于，曹禺将戏剧性与诗性进行完美融合，充分实现了“戏中有诗、诗中有戏”的审美境界。曹禺曾说过《雷雨》是“一首诗”，而非“社会问题剧”，强调《原野》是一部“抒发一个青年作者情感的诗”。他认定其戏剧作品的诗的本质，他关注人物命运，更关注命运背后的未知力量，人心深处的幽暗，以及宇宙里斗争的种种“残忍”和“冷酷”。在某种意义上，要想创作出“动人心魄”的戏剧作品，不仅要求剧作家善于运用激发观者情感、震慑观者灵魂的戏剧技巧，还要运用使观者流连忘返、余韵未了的创作思维。在《北京人》中，曹禺将充满象征性的意象与曾氏家族的命运联系到一起，如“北京人”的出现，不仅是映射曾家人的无知与荒谬的参照物，更是曹禺本人对原始生命力的追求。再如“鸽子”“棺材”“字画”等物件实际上是对人物关系以及生存状态的隐喻，寄寓着剧作家对人生和生命的反思。曹禺看见生活中种种的荒谬，他以“自我”为标本不断审视和批判所处家庭、集体乃至国族、人类的共通性文化心理，进而创作出一幅幅使人心焦与哀叹的戏剧诗。曹禺的艺术想象中天然带有一番诗情，他将有限的生命寄托在无限的戏剧空间中，以超越的精神直击人的苦闷，任由“情感的迫切的需要”将人类不可捉摸的命运引向世界的彼岸。

　　从根本来说，曹禺的戏剧创作所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他与故土之间“血与肉的联系”锻造了他在个体生命表达的同时，使荆楚文化基因得以彰显。即使长期浸淫在易卜生、莎士比亚、契诃夫等西方剧作家的戏剧世界中，曹禺心中流淌的潜江情结依然伴随着荆楚文化精神附着在他的笔下，成为我国文艺百花园中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湖北美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