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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 怡
主题写作与时代生活密切相关,其创作常常取材于富有时代特色的真实人物故事、社会事件等,因此,从真实素材的发掘到作品文本的呈现,主题创作往往会直接面对虚构和非虚构关系的文学化处理问题。
从这个层面来看,主题写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事实基础的写作,以纪实为基本表现手法,最终走向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的形式;第二类并无直接的现实依据,而是依照作者自身对现实、对时代、对主题的理解来进行创作,从而写出一个想象的、虚构的故事来;第三类是既有纪实的、非虚构的因素,又对真实人名、地名等关键信息进行模糊处理,再适当添加虚构因素,使其最终成为一部有原型的虚构类作品。本文重点探讨的是第三类写作,很显然,这类创作,写作者要直面虚构和非虚构如何结合的问题。
一般来说,写作者掌握的非虚构的现实题材,有时来源于自身亲见亲历的身边实事,有时是通过新闻、他人述说等方式获取的信息。从现实题材的抓取到文学创作的完成,由于观念、认知、手法等局限,写作者常常会陷入一种“虚构之困”。例如,因为作者对现实题材的理解不到位,尤其是对有特定时代背景的素材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分析,导致虚构的部分背离时代特征,与事实脱节。比如某部战争题材的小说中,写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在深山中躲避国民党军队的追击,为表感谢,军长将自己带在身边的一支“英雄牌”钢笔送给14岁的农家少年。初读此处让人心里咯噔一下,赠笔当然是常规事件,但“英雄牌”钢笔就有些突兀了,“英雄笔”的前身“华孚笔”虽然1931年就出现了,但改名“英雄笔”进而为人所熟知是1966年的事。这是虚构艺术与历史时空的错位。又如一部跨越百年历史进程的儿童小说,其中写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运动员因为物资紧张而营养不良、体能不济,为了表现周围人对这位运动员的关照,写医生每天省下自己的一个鸡蛋给他吃,而这位运动员因此就能“一周增重五斤”,体能迅速增强。这样的描写是否准确?这些不管是对环境的主观想象,还是对历史、对常识的缺乏了解,都使小说脱离了时代环境,削减了情节的可信度,影响了作品的文学质感。
前段时间读到美国作家劳雷尔·布雷特兹的儿童小说《寄往月球的信》,这部小说将时间设定在1969年美国发射阿波罗11号登月的夏天。老师布置暑假作业——给即将登月的宇航员写一封信。班上其他同学都选择了会出舱、登上月球的宇航员,唯独同样感到孤独的女孩玛米选择了只是负责绕月飞行,要独自在地球信号无法到达的月球背面经历人类最孤独的48分钟的迈克尔・柯林斯。这是典型的在真实事件基础上的虚构小说,但它又因对重大航天事件时间、地点、人物、背景等的准确交代和生动描述而显得无比真实而独特,小说中孤独的航天员和孤独的女孩两个人在巧妙的“写信”情节设计中共同完成了一个成长故事的述说。
儿童文学因其读者对象的特殊性,会格外关注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编织。一般来说,人物性格决定故事走向,情节发展又从一定程度上佐证人物性格。在现实和虚构并存的小说逻辑中,我们看人物性格能否立得住,会关注其语言、行为等外在表现的统一性,也会关注人物成长与事件发展彼此形塑的过程是否具有说服力。许多伟大的经典作品也是因为主人公身上贯穿作品始终的某些极其强大的闪光点打动了我们。
如果读过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尤里·奥莱夫的代表作《鸟儿街上的岛屿》,一定会对作品中那个勇敢、机智,富有同情心,始终不放弃希望的男孩阿莱克斯印象深刻。故事以二战时期纳粹占领下的华沙为背景,虚构了主人公阿莱克斯在鸟儿街上那座废弃大楼里独自求生的经历。鸟儿街本身就象征着阿莱克斯在战争洪流中的一座小小的“岛屿”,阿莱克斯在这里坚守希望、守护自我。战争中儿童的命运真实铺开,且人物的命运发展是贴着性格走的,是具有说服力的。
我们不妨斟酌如下这一情节,源自尚未出版的某部作品:作品中的这个女孩从乡村初来乍到城市里,感觉与一切格格不入,她“腼腆,勤奋,成绩好”。这样一个“格格不入”的女孩,作者为了体现她助人为乐的品格,设计了其在公交车上发现小偷,便“尖叫一声”提醒众人注意,最终因为她的勇敢,让小偷落网的情节。对于这样一个刚进城的有些腼腆的女孩,即使她善良、助人为乐,在这种情况下,是奋不顾身的“尖叫”还是经历挣扎、害怕,甚至通过无声的提醒等方式的描写更合理,我觉得是可以斟酌的,即哪怕到了情节的某处高光时刻,人物是不是也应该遵循基本的性格特征?
回到一部体育题材的儿童小说对少年运动员的细节描写上,作者刘海栖少儿时代是一个体育迷,他写打篮球的孩子内心充满长个儿的焦虑,于是写了孩子把自己吊在门框上,写了他挨了大人的打,写他进行了一系列的“长高实验”,然而,长高理想都没有如预期中实现,但这个过程中却写出了孩子渴望突破的天性和为了心中热爱能够学会隐忍和坚持的心理状态,不但性格鲜明,故事曲折独特,还写出了另一种深层次的童年精神,这是有逻辑的虚构故事的高明之处。
联系最近读到的一些对选题缘起过程相对了解的文本,我发现虚构之困有时可能也是“困于非虚构中”,源于现实素材太多,写作过程中不懂得取舍,各种冗杂细节未经艺术处理一拥而上。我们愿意相信,大部分写作者对待文学创作拥有敬畏之心,面对一个好的题材,愿意进行深透的田野考察和生活体验,也愿意做好充实的资料准备和案头工作。从表面上看,这些现实积累使文学有了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生动细节,然而,实际写作中,如果不加文学审美化处理,一味堆叠,作品有时会显得铺垫过长,有时陷入结构混乱,写作者既不想写成纪实文学的样貌,又没有给虚构的艺术以发挥的空间,最终使作品变得琐屑乏味。我们常看到一些作品,真实也有,细节也有,但是缺乏灵气,故事不好看,读起来像一则长篇新闻或是主线不明的流水账。
走出虚构之困,需要回到话题本身,写作是为了什么?虚构又是为了什么?现实题材只是写作的起点,文学可以通过合理的虚构实现其自身的逻辑自洽和艺术抵达。那么第一,虚构要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不仅要看见现实题材中原型人物的表面形象,更要看透、吃透人物的性格特征,情节要符合人物情感的变化和行为的逻辑。写作者需要动用独特的生命体验,感受人物的情感命运,才有可能虚构出、想象出符合人物性格特征的情节。比如一部儿童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父母都在国外,独自一人和保姆生活在一起的“富二代”男孩形象。他很张扬,可是又很孤独。作者写他给自己捡来的三只流浪猫起名字,结果三只猫的名字竟分别用的是爸爸的名字、妈妈的名字和即将在国外出生的弟弟的名字。读者读到此处,心也揪了一下。它既符合这个条件优渥但心思单纯、处境孤独的男孩的心理,也表达了对这种缺失的亲情的呼唤,用儿童的游戏精神反衬出生活的无奈。
第二,我觉得是要在尊重常识、尊重历史,充分了解时代特征的基础上理解一个时代里人的整体精神面貌,从而写出深层的时代精神。文学在记录时代,若干年后,我们也将通过文学了解时代。这其实既是体现了符合时代特征、人物特征,也体现了文学语言的准确性,文学的道理是相通的。
第三,无论是常规写作还是主题写作,落笔之前对想要言说的题旨还是应该理解得更深透一些,格局更开阔一些,更有高度一些。比如写一位支教老师的形象,我们回忆阅读的经验,一些文本不自觉地陷入某种狭隘的窠臼:这位孤独而伟大的老师,是否必须要经历所有人的不支持、不理解才能凸显个人的能量?还是说,我们也可以尝试写出在这个大环境中,有国家社会层面的支持,有切实的人文关怀,以及在此基础上仍然葆有的更坚定的信仰的力量。我想起《老师,水缸破了!》这部小说,一样有乡村学校的老师,一样有愚昧的乡民,一样经历了诸多艰难的日常,但没有刻意虚构苦难,相反,乡村学校孩子们天性中的顽强、善良,以及老师的正直、智慧、坚守,都是作家放置更多笔墨的地方,我们甚至得承认这表现了更宽广、更宏大的童年主题。在这种文学观、价值观的引导下虚构出的童年故事,依然经得起推敲,同时增加了人性的温度。
在儿童文学主题写作中,虚构和非虚构的关系可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对抗”,也可能走向一种“自圆其说的和解”。我们渴望看到虚构的艺术里那些贴着时代、贴着人物、贴着主题的真诚无比的表达,能让读者触摸到更多文学的真实。
(作者系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