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要办一本“自己”的语文刊物

——写在《文学如何书写革命——光启语文教育》出版之际

　　作者：詹丹

　　编一本自己的刊物，是我和郑桂华老师一直念叨的。

　　我和她都自许为语文人，同在上海师范大学，依托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的平台成立了语文研究院，办刊物就提到了议事日程。这是要为我们语文人忙碌的工作留下一点印迹，让我们、我们周边人的工作和想法被更大范围的人看见。我们也有一个小心愿，就是为了让我们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可以随心所欲一些，而不必受许多杂志要求的发表规范或者书写格式乃至篇幅长短的束缚。尽管这样或那样的要求也确曾为语文人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但因此而滋生的形式主义或者教条主义流弊，也正在抑制着我们的想象力和思考力的发挥。

　　同时，办一本语文教育类刊物，也是为了让高校学者和中小学语文教师，有在同一个平台交流的机会。

　　我们深知，高校学者有关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一线语文教师的实践探索，都埋头苦干了许多年，积累下不少成果，但彼此间又似乎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似乎各自站在两根难以相交的平行线上往前迈开自己的步伐，只是偶尔才会侧头互相观望一下。伴随着这种状况，我们固然看到了，一方面高校的专家学者潜心于自己的理论研究，对语文教育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对新课标的核心概念和新教材实施，提出了不少高屋建瓴的看法；另一方面，一线语文教师以他们基础教育的实践经验取得的收获，使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越来越摆脱个人即兴式的随机发挥，而日益回归理性、回归语文教育规律的探索中。但是，大学和中小学、专家和一线语文教师、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那种研究和教学地自觉区别站队，使得彼此间的隔阂亟待弥合。

　　毋庸回避的问题是，有些专家学者对语文教育的现状关注不够，对一线语文教师的内心诉求了解不透，对真正制约学生成长的因素把握不准，或者说，过于抽象、宏观地把握现实而提出的一些高大上理论，因其高蹈、玄虚，而只能在理论自身的逻辑框架内打转，无法真正应对现实，解决语文教育的实际问题。与此同时，部分一线语文教师以专家学者的研究不适合基础教育学情为由，或者以某些出现偏差、失误的理论为说辞，拒绝一般意义的知识学习和理论更新，使得他们的思想观念，越发趋于陈旧和僵化，而没有思想更新带来的活力，让他们的教学实践也变得视野狭窄，格局逼仄。

　　我和郑桂华老师相似，都有过当中学教师的经历（尽管郑桂华深耕课堂的经验比我远为丰富），后来又来到高校执教并开展研究工作，所以深切地感受到，打破语文研究界和基础教育界的藩篱，让大学研究者和中小学教师在同一个平台对话、交流，让理论得到提升，让经验得以总结，让教训获得反思，让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形成有机融合，正是我们创办这样一本刊物的宗旨。

　　国内语文教育类的刊物已有许多，创办《光启语文教育》集刊，不是在这“多”中简单地加上“1”，而是想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让这个“1”能显得与众不同。一个初步的想法是，既然这本刊物，在作者和读者方面，努力打破了大学和中小学的壁垒，那么在来稿的内容和形式上，也应该持开放心态，不必太强调话题的整齐划一和行文的格式规范。比如，对一些似乎过于口语化的演讲稿和评课实录，也没有要求作者削足适履地来修改成八股式的论文体，才同意发表（我还记得，我的一篇教学现场点评实录因其行文的口语化而曾被某刊物要求改写成书面化语言，我试着修改了几段，却觉得自己的想法正在被自己一点点阉割时，最终默默从杂志撤回了稿件）。只要言之有物，确实提出了益人心智的见解，都是值得发表的。

　　在栏目的设计中，给予了文本解读以特别的关注。我始终认为，当好一名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是其基本功（想当年，我在嘉定实验中学刚任教初中语文，时任校长的钱梦龙就是这么教诲的），教师缺少文本解读的功力，常常自己把文章给读歪了、读偏了，那么很高明的教学设计，只能造成南辕北辙的效果。刊物也欢迎好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实录，所谓好，并不预设标准，不会认为在课堂上，组织学生的发现学习就一定优于接受学习，只要能在单位时间里让学生更大受益的教学，就是更好的教学。就如同在没有接触到具体教学案例时，编者不会在单篇教学和单元教学间下一个孰优孰劣的判断。此外，有关新课标的、新教材的、测评的、教育名家研究的好文章，刊物也十分欢迎。

　　我们期待，在未来，《光启语文教育》不但要成为语文人向往的交流平台，也是语文人的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