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鹏禹

　　不知不觉间，21世纪已走过四分之一的历程。行进在中国新文学的延长线上，新世纪文学的物理时间，正接近并终将超越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时间跨度。新世纪文学尤其是新时代文学所形成的新传统与新经验，正形塑着当下与未来的文学格局、文学走向。

　　回顾过去的2024年，中国文坛留给我们无数难忘记忆：山乡巨变创作热度不减，“素人写作”引发情感共鸣，文学借助影视频频出圈，AI给创作与翻译带来机遇挑战，文学期刊主动“寻亲”拥抱读者，网络文学持续“出海”圈粉世界……展望未来，文学的表现空间更辽阔，受众更多元，创作主体更多样，写就中国故事的生生不息。

　　力作佳作致广大而尽精微

　　不久前，柳青佚作《在旷野里》获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这部尘封70多年的作品于2024年《人民文学》第一期刊出后，引发文坛广泛关注。《在旷野里》创作于1953年3月至10月，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当时，柳青落户陕西省长安县，尚未开始写作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创业史》，他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基层社会治理和干部工作作风转变的问题。《人民文学》时隔多年重磅推出《在旷野里》，意在重审柳青的文学遗产，为当下作家提供关于现实经验与文学书写、深入生活与主体意识的启示。

　　如何写好切近的历史、当下的故事，历来是文学创作的难题。我们看到，作家们深挖一地一域社会变迁，反映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作品，勾勒出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斑斓画卷。刘庆邦的《花灯调》聚焦贵州高海拔贫困山区高远村的脱贫之路，塑造了一位女性驻村干部的鲜活形象。老藤的《草木志》从《诗经》比兴传统中得到灵感，用34种植物命名章节，以草木喻人书写乡村变迁。忽培元的《同舟》抓住“舟”这个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象征性意象，探索活化农耕文明的经验，重建知识分子与乡村的血肉联系。如何打量与审视乡土根性，如何想象乡村走向现代的方式，依然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作家们绕不开的课题。

　　重述历史是我们确认来路的方式，亦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面向。张炜的《去老万玉家》、麦家的《人间信》、彭学明的《爹》、津子围的《大辽河》、达真的《家园》等作品不约而同从个体经验出发，或以家族为单位，或浇筑出一个精神主体，或以虚构与非虚构交织的“我”为主角，打捞沉潜于胶东半岛、富春江畔、湘西大地、辽河两岸、康巴藏区的地方历史，体大思精，瑰丽多姿，修复了今时与往日的时空断裂，给予我们凝视中华文明丰富性的契机。王安忆、叶兆言两位文坛老将推出的《儿女风云录》《璩家花园》，亦将时代风云融化在一条弄堂的烟火，一座花园的兴废中，深化了以日常向度看取历史的写作方式。

　　此外，邱华栋的《空城纪》、陈继明的《敦煌》等作品将目光投向西域，探索边地叙事新路径，深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刘醒龙的《听漏》、张欣的《如风似璧》等作品自觉融入传统文化，前者以“两周重器”研究展开当下生活，借物打开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后者的书名从吴式太极拳“如封似闭”的招式衍化而来，隐喻女性主人公的精神韧性。正如学者张光芒所说，“新时代长篇小说作家逐步地在器物、技艺以及道统的彼此晕染中，打开了重构传统文化的文学地图，而这在叙事学意义上又进一步地表现为以物证史、纳技入史以及执古御今三个具体层面。”可以想见，传统文化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将更为复杂、深邃、多变。

　　能否给读者带来陌生化的审美经验，激活受众的艺术感知力，是作品文学性的决定性因素。格非的《登春台》以交叉视角分别讲述4个主人公的故事，用个体的欲望与命运组成了一组深具“关联性”的时代镜像。张楚的《云落》是一部令文坛惊喜之作，小说用工笔细描的笔法完成了对县域历史的精致重构，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文学样本。李修文的《猛虎下山》将自然界的老虎变形为口中之虎、心中之虎，在离奇幽默的故事中给人“含泪的笑”。鬼子的《买话》是对固有乡土叙事的一次突围，在“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套路的反写中，重新发现人与故乡的悖谬关系。吕新的《深山》拷问传统生活习惯的惯性，用先锋意识为无名的村庄赋形。王十月的《不舍昼夜》在现实主义表达中融入现代派技法，赋予情节人物客观真实之外的情绪真实。此外，许言午的《扬兮镇诗篇》、索文的《浮粱店》等作品则在叙述技法层面颇有可圈可点之处。随着类型文学、科幻文学、网络文学乃至新媒体文学与传统纯文学之间的互渗进一步加深，未来文学的角逐将愈发倚重作家的想象力和巧思。

　　普通人被文学微光照亮

　　在2024年11月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现场，一位坐着轮椅领奖的青年作家备受媒体和公众关注。他叫马骏，此次获得“骏马奖”，是他与文学冥冥中的缘分。马骏1995年出生于宁夏西吉县一个回族家庭，不幸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儿时的他呆坐于家门口的青白色石阶上，望着妹妹上学去的背影，内心涌动着对知识的渴望。一次，马骏接触到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让他意识到文学可以帮他抵达远方。2020年起，马骏在编辑和文友的鼓励下，开始写作长篇散文《青白石阶》，并以柳客行的笔名出版，这部作品让他得以站在领奖台上，为文学界和大众认可。

　　同样来自西吉的农民作家单小花，16岁辍学，17岁嫁人，独自抚养4个孩子。怀着对文学朴素的热爱，她直面生活中的艰辛，用散文记录真实的生活。35岁，单小花发表处女作《口口》，41岁，她出版第一本书《苔花如米》，之后又出版了《樱桃树下的思念》。如今，她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子女和身边人也在她的带动下，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她说：“每篇作品里都有我熟悉又难忘的面孔，一张张被岁月刻画的脸，一个个勤劳、朴实、坚韧的平凡人生，给了我最深刻的启迪和战胜困难的足够勇气。”

　　马骏和单小花是千千万万普通写作者的缩影，文学的微光照亮在他们身上。这些基层创作者或许没有很高的学历，没有深厚的文学积累，没有高超的写作技巧，但他们有扎实和粗粝的生活经历。“你都还没有站起来去生活，就坐下来写作，多徒劳啊！”因《瓦尔登湖》而享誉世界的美国作家梭罗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而这些身为农民、矿工、建筑工人、外卖员、快递员、保洁员、退休老人的写作者，他们拥抱过真实的生活，并且始终处在生活之中，这赋予他们笔下的作品以坚韧的质地。

　　最近一两年，曾打动千万读者的“外卖诗人”王计兵出版了新诗集《低处飞行》，曾在写字楼卫生间练习画画的王柳云出版了小说《风吹起了月光》，因书写快递员生活被大众熟知的胡安焉推出了第二部自传性纪实散文《我比世界晚熟》，69岁的唐山老人王玉珍（网名“我恋禾谷”）在网上发布的《老伴儿的生平》打动无数读者，网约车司机黑桃的《我在上海开出租》与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南北呼应，组成了劳动者的“双城记”……这些“破圈”之作是当下“素人写作”潮流中的佼佼者。借助于互联网自媒体和文学出版界的力量，普通人成为自我生活的言说主体，他们的声音汇入新时代文学的洪流，抵达屏幕或书本前一个个陌生的你。

　　2024年9月，《延河》杂志社刊发文章《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表达了对当下文学现场的敏锐观察，“站在新时代的潮头，我们发现：新传媒时代到来，新大众文艺兴起”。文章剖析了媒介传播格局变迁与AI等新兴数字技术重塑文学生态的事实，认为如今“文艺被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真正走向了民间，走向了大众。每个人都能成为参与者，也可以是创作者，文艺作品由少数人创作，多数人欣赏，变为多数人写多数人看，几亿人看”。

　　从评论角度对“新大众文艺”的命名，与“素人写作”“新媒体写作”等创作潮流相互呼应，切中了当下文学发展的特点，引发广泛共鸣。在2024年12月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社、中国现代文学馆共同主办的“新大众文艺：现象与意义”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表示，“新大众文艺内在蕴含着新人文的取向，预示着人文主义的转型。要让文学回归与生活的密切关联，它不再是个体化、精英化、具有形式上严格规定的文学，而是从生活情景、经验、真切感受等出发，回到了原初的自然表达。”

　　期刊作家“破圈”与读者相遇

　　“《人民文学》不孤单了，跟大家在一起，我们找到了众多好读者，也遇到了众多知音。”时隔近一年，《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再次走进直播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2024年12月20日，《人民文学》联手“与辉同行”举办以“在文学的旷野里”为主题的直播活动，作家莫言、梁晓声和来自各地的4位《人民文学》读者代表等与观众隔屏相见。约2小时的活动，累计收到700多万观众观看，2025年全年12期《人民文学》售出2.9万套。

　　施战军把类似这样的期刊推介活动称为“寻亲”，《人民文学》也确实在互联网上找到了越来越多的亲人。读者张中国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阅读《人民文学》，从高中到大学从未间断。参加工作后，他因工作生活繁忙，没有再买过这份杂志。通过直播间活动，他与《人民文学》再续前缘，重拾起当年的文学爱好。在2024年“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活动期间，20位订阅2024年《人民文学》杂志的读者来到广西南宁，参加了“《人民文学》，人民阅卷”读者交流会等活动，讲述了自己的阅读故事和体会，张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文学杂志与读者的关系在今天愈发重要，越来越多的期刊借助互联网力量主动扩大读者圈。2024年，老牌文学杂志《人民文学》《收获》直播带货的成功，让大家看到名刊大刊接地气、年轻化的一面。无独有偶，《作品》率先开展线上直播，《十月》携杂志和文创亮相图书市集，《花城》入住生活类社交电商平台小红书……在唤回老读者的同时，各文学期刊也将目光瞄准潜在的年轻读者群。

　　2024岁末年初，《十月》杂志推出“16型人格与文学”策划，借助当下风靡互联网的“MBTI”（十六型人格测试）对接年轻读者。“INTJ（建筑师）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仅是故事的讲述，更是一种思维的碰撞，能让读者感受到深刻的启迪和理性的震撼，甚至激发读者对世界观、价值观以及知识体系的反思。”编辑团队寻找每一种人格类型的代表性作家，并逐一分析其创作观，同时推介《十月》杂志上的代表作家，鼓励读者探索和发现“专属于你灵魂的文学表达”。在形形色色的文学杂志官方账号中，不难看到这类新奇有趣的策划，一些杂志还将新媒体账号的信息发布功能进行延伸，推送编辑日常、写作技巧、经典推荐、文学日历等内容，以知识服务的形式吸引粉丝。对于文学爱好者关心的投稿问题，则以“经验帖”创新解答读者疑问，比如《花城》杂志就曾在小红书发布《邮箱来稿，如何成功“上岸”？》。

　　影视改编、作家出镜、文学综艺……文学与影视携手，助力“破圈”传播如今已成常态。2024年，现象级影视剧热播，让人们看到了优秀文学作品的强大生命力和跨媒介转化势能。

　　由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金宇澄作品《繁花》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爆火，助推上海文旅热的同时也带动小说原作加印20万册。由李娟散文改编的同名剧集《我的阿勒泰》让世人看到了大美北疆和温暖人性，也让李娟带有女性色彩的原生态文字走进无数陌生读者内心。未来，文学作为影视母本的作用将更加凸显，由中国作协和平遥国际电影展联合创办的“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等相关计划也将持续推动优秀作品的影视转化。

　　著有《“景观”文学：媒体对文学的影响》一书的瑞士学者樊尚·考夫曼曾作出如下观察：“当下的文学比其他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加需要去迎合景观效应。作为一名作家，如果他想要在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便需要抛头露面，在媒体面前证明自己是谁，承认自己的真实存在……”考夫曼的观点似乎绝对了一些，但却正确指出了作家深度嵌入文学生产传播链条的现状。作家以何种姿态面对受众、介入公共文化生活，是互联网传播时代的必修课。

　　如今，以纪实节目、直播等为代表，作家有了面向广大受众，讲述文学故事，传递文学魅力的舞台。比如，外景纪实类读书节目《我在岛屿读书》聚合文学、生活与阅读，从第一季至今，全网曝光量超100亿次，今日头条累计播放量超4.5亿次。节目第三季选择文化底蕴深厚、自然环境优美的希腊克里特岛作为录制地，作家余华、苏童等在节目中以比较视野共话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打开了观众观察中外文明的视野。经由二次创作、碎片化传播，这类文学节目中的金句和闪光的思想片段，往往能引发海量网友共鸣。它们潜移默化地形塑着我们时代的文学观念，其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张鹏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