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亦奕

以金石学史的方法感触历史

金石学，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西汉时期已开始对古代文字和铜器进行研究，但未成体系。至宋代，由于恢复礼制，重视经学，兴起收藏和研究古器物的热潮，形成著录、校勘、鉴别、考订金石的专门而系统的方法，遂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元明渐趋衰弱，清代倡导儒家经典，推崇“朴学”，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学者，强调“经世致用”，注重考据，遂将与小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推向高潮，以金石为主要师法对象的清代碑学也随着金石考据学的兴起而繁盛。

刻帖是将墨迹摹刻在石版或木版上传拓后供人们临习和鉴赏，是保存和传播书法作品的重要复制方法。据文献记载，刻帖始于五代，自宋元至明清从未间断，均有刻帖存世。后衍生出研究考订刻帖源流、时代、体例、拓本真伪和文字内容等的学问，也形成以名家墨迹、法帖作为师法对象和审美风尚的帖学流派。

吴大澂藏龙节 局部 河南印社提供

王国维尝谓“金石之学，创自宋代，不及百年，已达完成之域”。宋代金石学兴盛的表现之一，即出现了一批重要的金石学奠基之作，如宋徽宗敕撰《宣和博古图》、刘敞《先秦古器图碑》、吕大临《考古图》、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等，从而确立了金石学证经补史的学术传统。衍至清乾嘉以降，金石学研究达到鼎盛，范围扩大至镜鉴、兵符、砖瓦、封泥及至甲骨、简牍，也为清代碑学书法的兴起推波助澜。

而刻帖作为学习书法的基本手段和方式，同样盛行于宋代，其中北宋淳化年间的《淳化阁帖》收录了先秦至隋唐千年间帝王、名臣、书家墨迹，是我国第一部大型汇刻丛帖，被誉为“法帖之祖”。之后，《潭帖》《绛帖》《大观帖》等汇刻丛帖和各种单帖层出不穷，对法书在当时的传播以及后世的流布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深远的文化价值。

宋代之前的书法遗迹多赖金石保存，随着宋代刻帖风气的开启，宋代以后的书法也多借刻帖的流行而发展。宋之前的金石和宋以降的刻帖代表着书法的两种不同审美和流派，就像书法的两个翅膀，共同维护着书法的平衡和持续发展。为系统地研究书法古迹，深挖传统，推动书法的全新发展，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自2020年开始，采用“品”方式从金石书法研究入手，先后举办了“缘于图像背景的社会和艺术·金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已成功举办了“汉隶十二品新探”“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篆书廿九品新探”“隋唐刻石三十品新探”四次展览，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影响力。

刻帖作为金石之后的重要书法史料，在书法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继上述金石系列研究展之后，为了全面展示中国金石文化艺术在宋、元、明、清的历史面貌，近日，中国国家画院和西泠印社共同主办“金石学史研究与刻帖书法新探”，本次展览旨在全面梳理、展示中国古代金石、刻帖，以金石学史的叙事方法去感触历史，将上古三代金石到明清刻帖及其当代创作做一体呈现，不仅是对碑学审美的体系性构建，也是对帖学在当代发展的新体系化阐释。展览共征集金石、刻帖360余件。同时开展的金石学史与刻帖书法新探创作展，采用邀请和投稿相结合的方式，经评审共有118件书法篆刻作品入展，43篇论文入选，基本展现了当代书家、学者对金石学和刻帖的全新理解。

新莽“王精”金印 西安博物院藏

让金石学研究焕发时代新彩

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认为，此次展览作为一个范式，将对当下的书法展览生态起到“清醒剂”和“强心剂”的作用。首先，展览展出了大量的经典范本，有助于提升公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审美。其次，展览突破了以往专题性的限制，从文明史的角度，选取了书法作品以及种类繁多的器物，如陶器、青铜器、砖石、碑帖等，这样的展览格局更大、视野更广。第三，展览的范式已经从书法的框架中跳出来，不再局限于讨论篆书或隶书，而是关注整个金石学史，这样的展览更接近对文明史迹的关注与研究。

在《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朱培尔看来，此次展览是一个有趣味、有思想、有学术、有艺术的古今对话展，展览将金石、碑帖与书法相结合，通过对比，不仅展示了书法艺术的历史演变，也反映了现代书法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和变化。同时，将金石拓片与现代书法作品做对比，有助于观者意识到现代书法在某些方面的苍白和不足。例如，当代书法在追求大尺幅作品时，容易刻意追求形式上的扩张，忽视书法艺术的精神内涵和情感表达。此次展览不仅展示了书法艺术的多样性，也提供了一个反思和探索的平台，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创新发展书法艺术。

从金石到碑帖，此次展览展出的藏品几乎涵盖了文字研究领域的所有门类，特别是《东汉·曹全碑》拓本、《唐·九成宫醴泉铭》拓本、《淳化阁帖》拓本等都是首次露面。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专业委员会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书画保护与修复研究所所长陆宗润表示，这些拓本对于书法史的研究有极大帮助，它们不仅为书法爱好者提供了学习范本，还为鉴定和研究碑帖的真伪、优劣提供了重要依据。“鉴定在碑帖研究中占据基础地位，只有通过科学的鉴定方法，如比较法和考据法，才能确保研究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而文字学、艺术学、材料学的介入，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现有的碑帖考据和版本研究具有促进作用。”陆宗润说。

金石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从古代器物到民间刻写都在金石学的研究范围内。过去20年间，金石学的研究越来越具体化和体系化，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金石学的地域性研究也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拥有丰富文物资源和考古发现的陕西省，其出土的《石鼓》《毛公鼎》《散氏盘》等珍贵文物，都是中国金石学史上的重要篇章。再如“天下汉碑半济宁”，济宁是发现和保存汉代碑刻最多的地区之一，这些西汉时期的手写体和刀刻文字，为研究汉代书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以地域性梳理和研究作为切入点，无疑是对金石学史研究的重要补充和深化。

从金石学和帖学的角度出发，不仅关注书法的字体和字形，深入探讨艺术创作、文化和历史，而且在古今文明之间建立一种对话机制，并通过这种跨时代的对话，提高公众对中华文明的理解，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金石学史研究与刻帖书法新探”展览所带来的这种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显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李亦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