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秋雅

　　“我在人群里跟各种各样的目光撞上过，有怜悯我的，有恐惧我的，也有厌恶我的。可很少会有一种眼神，是敢于直视我，拿我当自己人的。”脑瘫患者刘春和这样公开说出了自己对于被平等直视的期待。至此，电影《小小的我》的表达更为清晰。本片带着敢于直视现实苦难的创作勇气，平实讲述了脑瘫患者刘春和的成长故事，并在对人物主体性的表达中实现了苦难释义和精神超越。

　　拒绝闪躲 真实直面

　　国产电影不乏讲述弱势群体故事的精品力作。如关注重病患者现实处境的《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一起摇太阳》，关注老年群体生活状态的《过昭关》《我爱你！》《妈妈！》，关注底层打工人的《逆行人生》《奇迹·笨小孩》，关注暴力受害者的《少年的你》等影片。这些影片还原弱势群体的境况，演绎他们的故事，带给观众更多思考，凸显了电影烛照现实的意义。

　　而电影《小小的我》关注的群体，与前述影片有明显不同。脑瘫患者在中国有多达600万人，但由于有外形、行动能力、语言能力等方面的缺陷，生活中的他们往往是“隐身”的，是陌生化的。让观众通过电影去直面他们的缺陷，体会与之伴生的困境和绝望，实属挑战。

　　回望影史，以脑瘫患者为主角的电影屈指可数。此前，同题材电影《我的左脚》（美国，1989）、《绿洲》（韩国，2002），无一例外地选用了直面缺陷、正面表达的立场，本片的核心立意与之呼应。从动作到语言，从姿态到眼神，演员易烊千玺几乎把脑瘫患者的典型特征全面还原。全片第一个镜头，一双明显有异样的腿费力地爬上楼梯。当这双腿的主人挪到了天台上，远景镜头里侧弯的脊背，周围有压迫感的楼群，共同勾画了天地间一个“小小的我”。敢于看到，真实呈现，是影片正面表达的第一步。

　　大处温情 小处残酷

　　从关注老年群体的纪录片《老头》《老安》，到以女性为重点关照对象的电影《春梦》《春潮》《妈妈！》，导演杨荔钠的作品无一不体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在哲学意义上，苦难被视作人类存在的本质困境。在影像媒介中，具有悲剧精神的苦难叙事，又需要满足观众轻松观影的需求。《小小的我》加入了温情、善意、幽默等调和剂，既消减了苦难的重量，又不遮盖其残酷本质。温情与残酷在该片中，形成了大与小、表与里的有效适配。

　　先谈大处的温情。影片建构了刘春和从初始困境出发、再到遭受重击、重新爬起、最终面向新生的成长弧线，整个过程中外婆无条件的支持，形成了对刘春和主体性最重要的外部确认。劝春和去合唱团敲鼓时，外婆强调“我们真的需要你”。对从小就觉得自己多余、不被认可的春和来说，被需要是最动人的理由；公交车上被司机冒犯时，外婆吼出“残疾人不是人吗？给他道歉！”；春和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喜极而泣的外婆以“刘老师”的称谓来祝福春和的理想。外婆发自内心的理解和接纳，是春和蹒跚行走于人间的底气，是整部影片最温情明亮的部分。

　　再看小处的残酷。春和有了工作，有了朋友雅雅，生活看似一切向好，混剪段落里，春和积极锻炼、写诗、在咖啡馆打工……这一切的美好却随着外婆把春和从浴缸拉出来戛然而止。春和泡澡时打滑，在浴缸里溺水，脑瘫患者艰难的生活境况出现得猝不及防。与此类似，春和接到学校录取通知书后，外婆独自翻看门诊病历和一摞火车票，票面上记录着“推拿有用”“春和拒绝”“手术”等，多年的辛苦骤然堆积，沉重不言自喻。

　　与生活日常的不易相比，如何解决社会和他人对脑瘫患者有意无意的伤害似乎成了更残酷的问题。咖啡馆录用春和是出于减税和公益包装的考虑，公交集团也利用他来打造企业形象。培训班孩子们的童言无忌中有最伤人的话：“这神经病吧”。公交车上，接受让座的妈妈挪开孩子视线，还有司机的口不择言和乘客的冷漠催促……所有的生活细节都被放上了银幕，没有刻意渲染，宛若纪录片般真实，留待观众自己去思考和发现。

　　主体表达 意象留白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培训班试讲课上，春和解读袁枚诗中苔花的具象人格，这是他坚强生命的自我宣言。他在公交集团听证会上的发言，更把对平等和尊严的诠释投向了更广大的弱势群体——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社会“短板”。春和的自主、能动、创造力以及社会参与等主体性表现无不印证着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有自我表达能力的人。然而，影片中还有很多留白式的意象呈现，让春和这一人物更加立体。

　　角落里的行李箱，春和自小就常躲藏在其中，那是一种被压抑、忽视、边缘化的状态暗示，也是对无助、恐惧、逃避的心理书写。被培训班老师拒收，春和脸转向窗外，人声渐弱，蝉鸣声起。“人为什么不能像蝉一样，每脱一层壳，就获得一次新生。”梦境中春和经历着痛苦的蝉蜕过程，这是他对改变命运、重启新生的渴望，是内在美丽需要绽放的视觉呈现。收养的残疾流浪猫，春和为它取名“雷震子”，这个名字源于《封神演义》中那位肋生双翅、战功赫赫的战神。“以后的路你就让我自己走。”倒掉了猫骨灰的春和，准备好了勇敢而孤独地面对前路艰难。

　　在或直接或含蓄的表达中，春和的苦难不再是自己的，也不只是这个特殊群体的。春和说，“关于幸福的意义里应该有我们每一个人”；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基于这种深切的关怀，苦难在电影叙事中被释义、被转化，从而实现了真正的精神超越。

　　这是一个我们原本不熟悉的世界。电影并没有聚焦一两个核心事件做深度开掘，而是试图在全方位的勾勒中让我们看到这个陌生世界的更多面。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面面俱到又浅尝辄止的叙事欠缺。部分人物关系、情感铺垫不够充分，恐怕也是不得已的取舍。但瑕不掩瑜，电影《小小的我》呈现了丰富多义的现实，呼唤平等对待，体现出了可贵的责任担当。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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