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山

　　“生活越来越好，‘年味’却越来越淡。”这是一个困扰人们多年的话题。在许多年轻人看来，春节意味着“长假＋美食＋旅游”，但这些似乎可在任何时间进行，“集体过春节”反生种种不便。那么，当代的年轻人还有多大意愿、在多大程度上能接触到传统的“年味”？

　　这些年，有关春节的书出了不少，童书尤多，但多谈物质性的“节俗”，忽略了精神上的“礼”，使春节内涵遭遇“空心化”的窘境。据学者吴白露在论文《中国春节文化海外传播策略研究》中的调研，在海外，67%的受访者知道春节，但18%的受访者不知它是中国新年，仅42.52%的受访者知道它的主要价值是家庭团圆。

　　随着春节申遗成功，世界都在向中国学“过年”。春节不能只是“热闹”“奇特”，它还应是对精神的滋养。

　　法国学者阿兰·德·伯努瓦说，现代世界“卖的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识、声音和图像，这不仅仅将房间塞满，而且还统治着想象领域，占据着交流空间”。把春节的故事讲大，讲深刻，才能让“年味”永续。目前，这样的新书还不多。要找回“年味”，这几本书该再版了。

　　能让人“玩”起来，才叫节俗

　　常人春先生被称为北京的“人文物”，他的这本《老北京的年节》胜在细节。

　　比如“除夕包饺子”人人尽知，本书却指出：“过年包饺子历来是不分主仆，全家一齐动手，即便是有厨师的富户，亦须如此。至少是主妇亲手拌馅配调料，以示‘井臼同操’。”除夕饺子中，有“凤凰饺子”，馅料中放两根长韭菜叶，包时露在外，一头短，一头长，拖着两根绿尾巴的饺子状如凤凰，象征家业兴旺。煮饺子时，有人取高粱秆，一劈两半，嵌入12粒白合豆，再捆好，供在灶王爷板上，后随饺子下锅，饺子熟后一同捞起，据豆的膨胀程度，判断新年各月的水旱年成，称“岁卜”。

　　大年初一拜年，普通人只需门房代转，可不谒见而去；关系亲密者到客厅的供案前叩头，主人陪叩，叩后主人敬以红枣桂圆白糖水一碗，必须少饮，否则不利主客。大年初二拜财神，文拜比干，比干因忠谏而被纣王挖心，成了无心者，无心即无私，能秉公理财；武拜赵公明或关公，赵公明戴铁盔、持铁鞭，全身“多金”，关公讲义气，符合商家标榜的“以义为利”；还有商家拜“五显财神”或“五路财神”。祭神都在晚上进行，拜财神却在清早，意在先到先得，但王府仍在晚上设坛致祭。祭财神用“全羊”，但往往用羊头、前后蹄、尾巴象征“全羊”……

　　写得越细，越让人看到“节俗”不是“死规定”，其中颇有幽默、恶作剧的成分，它让一代又一代人能“玩”在其中，从而免于孤独、恐惧和卑微。与永恒相连，使心灵向上，正是过节的目的。

　　类似的书还有《北京梦华录·市井风俗》，作者盛锡珊在北京生活了90多年，在他的记忆中，“每年腊八一过，卖松柏枝、芝麻秸儿的就下街了”，老北京祭祀要用三根芝麻秸儿支成架子，上面放几根松柏枝，用来焚烧神码、千章（黄纸钱）、元宝等，年三十夜要在院子中撒芝麻秸儿，进出时，踩在上面会发出咯吱咯吱声，称为“踩岁”。

　　这些生动的细节或许今人已无法模仿，但它无疑催人深思：为什么我们有了追求财富的能力，却丧失了许多追求快乐的能力？我们还能在平庸的生活中“玩”起来吗？

　　爱春节，因为它庄严

　　春节申遗成功后，一些外国人表示不解：“全世界都知道春节是中国的，何必申遗？”其实“知道”不等于“懂”。正如明恩溥所说：“设想一个外国人已经在中国居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个经历足以使他注意到当地的一些表面现象，但尚不足以察觉这些现象发生的内在原因。”

　　在《中国乡村生活》（[美]明恩溥著，陈午晴、唐军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中，明恩溥认为，中国人爱春节，因日常太苦难：食物上代代节俭，所以“春节那天吃大饼而不是饺子，则公认为是比不过年还要糟糕的一件事”；为了生存，经常骨肉分离，所以“猫被禁锢在牢固的阁楼里，鸟被打折了翅膀，鱼被捞离了水面，所有这些都不会比普通中国人春节不能回家更不安和不幸”；平时衣不遮体，过节必换上色彩夸张的新衣……

　　《中国家庭中的儿童生活》（[英]玛丽·伊莎贝拉著，邹秀英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应和了此观点：“中国每周没有休息日，商店每天都开门，街上每天都挤满了急切的买主和卖主。”中国人需要一个节日来安慰，努力是值得的，明年会有好运气。

　　相比之下，《闲置的皇城：20世纪30年代德国记者眼中的老北京》（[德]恩斯特·柯德士著，王迎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更显“理解之同情”，作者在一个新派中国家庭中，惊讶地发现全家人在祭坛前下跪，他认真地记录了家中长者的话：“不是中国人就很难理解，春节对我们中国人的真正含义。对我们而言，这是一年中唯一的一个日子，在这个日子里，每个中国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生活的意义之所在，即生活中的乐趣和美好……这是生存抗争过程中的一个片刻喘息机会，是中国人高兴地享受自由时光的一种方式。关于这些，没有一个外国人能真正理解。”

　　感谢恩斯特·柯德士能写下这样的话：“春节，是全中国人最大型、最庄严神圣的节日。”他在90多年前就看到，春节的核心不是娱乐，而是庄严，所以他“也因此爱上了北京。是的，我几乎都快成为北京城的一部分了”。这提醒读者，当心头涌起“春节可有可无”“春节不过如此”等念头时，也许恰恰因为我们没看到春节的庄严，甚至是失去了感受庄严的能力。

　　半醉半醒，老舍们这样过春节

　　“大新年的，要不喝醉一回，还算得了英雄好汉么？喝醉而去闷睡半日，简直是白糟蹋了那点酒。喝醉必须说醉话，其重要至少等于新年必须喝醉。醉话比诗话词话官话的价值都大，特别是在新年。”在《新年醉话》中，老舍这样写道。

　　老舍以清醒温和著称，却嗜酒如命，不惜“破产请客”，曾在诗中写道：“半老无官诚快事，文章为命酒为魂。”

　　新年时说醉话，老舍的理由是：“到了新年，有必须喝醉的机会，不乘此时节把一年的‘储蓄骂’都倾泻净尽，等待何时？于是乎骂矣。一骂，心中自然痛快，且觉得颇有英雄气概。”

　　老舍写过许多关于春节的妙文，如《北京的春节》《春来忆广州》《抬头见喜》《春来忆广州》等，没有一个集子能全收，《老舍散文》（老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相对完整。

　　老舍爱写春节，因他生于小年（北方是腊月二十三），本名“庆春”。在《正红旗下》中，他写道，一次小年，老舍大姐的婆婆家已负债，“大姐婆婆不知由哪里找到一点钱，买了头号的大糖瓜，带芝麻的和不带芝麻的，摆在灶王面前，并且瞪眼下命令：‘吃了我的糖，到天上多说几句好话，别不三不四地顺口开河，瞎扯！’”

　　这种似是而非、半醉半醒感，构成了老舍的写作风度。春节是他的“酒神精神”，平日“日神精神”积压下的一切，在此得到释放。

　　民国小品文中，常见这种痛快。《过年日程》中收入了何容的回忆：“一进腊月就盼，初一，初二，初三……简直是天天儿默读皇历。好容易盼到初八，才摸着年边儿。”“正月十五，是过年的尾声，这一段要是撑不死，大概本年度就可保无虞了。”暗写那时一年难得吃饱。

　　春节给人以时间感——记不住平庸日子，全靠春节提醒时光在流逝，但老舍、何容们有一种悬置能力，即悬于具体生活之外，不被其淹没，体现了生命中的大智慧——既投入又疏离，在投入中获得现实感，在疏离中获得批判能力。

　　异代同调，春节也是一所大学

　　“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这是谢灵运的名句。

　　英国小说家爱·摩·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写到，读小说的最好办法，是想象不同时代作家在同一间屋中，正背靠背写作。当王尔德感慨生命无常时，夏洛特·勃朗特便在《简·爱》中写下：“人生就是含辛茹苦。”

　　其他生命努力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人类却能改变环境，使其适应自己。人类是能在自然进化之外，通过文化实现进化的唯一物种。所以，春节是有用的，读诗也是有用的，春节时读诗尤有用。

　　手头正有一本给成人看的《春节诗词》，看点有三：

　　其一，学会优雅地说话。把大扫除说成“扫除茅舍涤尘嚣，一炷清香拜九霄”（戴复古），把守岁说成“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苏轼），把拜年说成“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文徵明），不是卖弄，而是自我淬炼。王国维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能写能观，才是一次积极、不空过的完整人生。

　　其二，神交古人。当我们知道，除夕无法回家的白居易用“守岁樽无酒，思乡泪满巾”哭，苏轼用“犹堪慰寂寞，渔火乱江村”哭，戴叔伦用“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哭，韦应物用“日月昧还期，念君何时歇”哭……就会明白，文学是独有的一个世界，只要掌握了它的语言，就能得到“文学共和国”的抚慰。

　　其三，找到自我。如白居易所写：“老过占他蓝尾酒（巡酒至末座，需连喝三杯，称婪尾酒或蓝尾酒，代指酒宴之欢），病馀收得到头身。销磨岁月成高位，比类时流是幸人。”节日的欢乐、伤感、痛苦、空虚等，都是个体的生命实践。

　　在《春节诗词》中，亦有前人诙谐，如范成大的《卖痴呆词》，记录吴地趣俗，除夕夜的街上都是小儿叫卖声，专卖痴呆，范成大开玩笑要买，卖家说：以您老人家的年龄，就不用掏钱了，直接送。

　　千年以降的诗人都关在春节这间“房”中，背靠背在写，从中可见有为的人生、有情的人生和有趣的人生。一本书，便把春节变成了一所大学。（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