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航满

　　周作人在《药堂语录》中写道：“余买书甚杂乱，常如瓜蔓相连引，如因《困学纪闻注》而及翁凤西《逸老巢诗集》，因舒白香而及龚沤舸《玉蔬轩集》，因潘少白而及姚镜塘《竹素斋集》，皆是也。”周作人的这种买书和读书，乃是典型的文人路数，不必专于一隅，兴趣博杂，终于会通。周氏本身嗜好读书，过眼书籍不计其数，他所读过的书，我也常有所关注，但可惜多为稀见之册。最近买来一册娄子匡的《新年风俗志》，便是因为周氏曾经为此书作过序言才关注起来的。其实，娄子匡在中国民俗界也是扛鼎人物，与钟敬文、顾颉刚、周作人、江绍原等齐名，都是近代中国民俗研究的大家。娄子匡的这册《新年风俗志》1932年刊印于绍兴，初名为“中国新年风俗志”；1935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增订再版，取名“新年风俗志”；1967年10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再次修订出版；1989年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实为1935年商务版内容。这次台海出版社重排出版，以1967年台湾商务版为底本，又因是简体横排本，可以说是真正进入了大众视野。

　　以上诸多版本，1935年的商务版其实最为特别，影响也最大。此版由周作人、顾颉刚、爱堡哈特三人分别作序，娄子匡本人亦作自序一篇，其中最为醒目之处，乃是周作人对于此书的支持，不但作序一篇，而且题写了书名。上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作为曾经的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又系北京大学教授，在学界颇具影响。商务印书馆1935年3月30日编印的《出版周刊》，刊出周氏的《〈新年风俗志〉序》，作为对娄子匡此书的介绍和推广。有趣的是，此刊在本期《本馆出版物著作人履历（十三）》中，按说应该介绍娄子匡，但却专门详细介绍了周作人，包括他的经历、学术成果、文学作品以及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作，并作出相关评价：“周先生之散文，信笔写来，别饶风趣，十余年来，蜚声文坛，为学者所宗。”娄子匡的这册《新年风俗志》3月印出，5月便得以再版，可见当时影响。娄子匡在后来的《增订版序》中写道，1935年版印出后，德国民俗学家爱堡哈特博士（Prof.Dr.Wr Eberhard）曾说它是“最有价值的一本书”，对它“感到最高的兴趣”。

　　顾颉刚作为著名历史学者，序言对于时局动荡、文化断裂颇有感慨，由此谈到农历时令风俗的逐步消亡，他写道：“现在的小孩子感受到的节令的趣味哪里有我们幼时那么的浓厚。”又谈他在做了些民俗的研究之后，才领悟到这种类似迷信的仪式实在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一个人在生命的长途中，时时在求安慰，一定要有了安慰才能奋勉地从事工作，不灰心于一时的痛苦；而这种节令的意义是在把个人的安慰，扩充为群众的安慰，尤有重大的关系。”又谈节令风俗的必要：“我们要掉龙灯，跳狮子，放烟火，点花灯，让大家一齐快乐，使得大家好提起精神，增进这一年中的生产的效能。”周作人在序言中亦强调节令风俗仪式感的重要，“季节有些像是一座浮桥，从这边走到彼岸去，冬尽春来，旧年死了，新年才生。在这时候有许多礼节仪式要举行，有的应该严肃地送走，或拿出去或简直丢掉，有的又同样严肃地迎进来。这些迎新送旧的玩意儿，聪明人说它迷信固然也对，不过不能说它没有意思，特别是对于研究文化科学的人们。”

　　周作人在序言中还特别强调，娄子匡的这本《新年风俗志》是“空前的工作，这在荒地里下了一铲子了”，之所以如此评价，乃是这种节令风俗，“可惜中国从前很少有人留意，偶然有《清嘉录》等书就一个区域作纵的研究，却缺少横的，即集录各地方的风俗以便比较”。此书1932年初版时，内容涵盖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11个省共22个地区的新年风俗，1935年增订再版时，增加了云南、贵州两个省份的五个地区；而到了1967年再次修订出版，就又增补了北京、黑龙江、内蒙古等8省区市14个地区的相关内容，所录的新年风俗合计464种。娄子匡的这种增订，并非简单地汇集资料，爱堡哈特在序言中就对他的工作有过很高的学术评价：“固然，在过去已经有过民俗的资料的汇集，但那些资料中大部分只是从文献上收集来的，与实际的田间工作‘Feldarbeit’毫无关联。这真是我的可敬的远方同志娄子匡先生之一件很大的成就：他破天荒地在最广阔的意义上将中国新年风俗与新年习惯采集起来，从而树立了此后关于中国民俗学研究工作的一个榜样。”

　　从娄子匡1967年增订的《新年风俗志》中，我也有幸读到早年故乡陕西关中地区的新年风俗。诸如关于西安的新年风俗，与我的家乡泾阳的新年风俗，几乎一致。对我这样二十多年出外的游子来说，读来实在是很亲切的。例如“穿新衣”一条：“元旦清早，大家把去冬自家做的新棉袍、棉袄、棉鞋，人人都穿在身上了（这新衣很少请裁缝来做，就是裁缝做，也是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做）。”这个新年风俗，娄子匡写得是很准确的。我在小时候，春节前，母亲都会为我们兄弟准备新衣，都是她亲自缝制，到了大年初一才穿上。新年第一天，吃完早饭后，孩子们会到街道上一起玩，也有展示新衣服的意思，心中美滋滋，现在想来都是十分愉快的。如今这种穿新衣的风俗还在，重在以新换旧，但很少有人会为孩子们亲自缝制新衣了。穿新衣对于现今的孩子们来说，似乎也没有特别的乐趣了。再如“不扫地”一条：“从初一到初五，家家户户不扫地，这是怕那财气扫走。”这在我的故乡确实如此，但娄子匡记载的“不洗脚，怕会走失了好运道”，却从未听闻过。

　　“捎灯”一条风俗，尤为有趣。“十五元宵有‘捎灯’风俗：外婆要给第一次过元宵的外孙儿女买一对大红纱灯，叫‘长命灯’。一直送到他十二岁，这是以孩子的生肖来决定，到十二生肖也就是十二岁都有了，就不再给这个外孙儿女送灯了。不过二岁到十一岁的元宵，不一定送一对大红纱灯，是送那种普通的灯就好啦。”这一条读来，也令我倍感亲切，一种儿时的乡愁油然而生。在关中地区，新年外婆家给外孙儿女送灯，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正月初六，外婆会到女儿家，送来“富贵长命灯”一对。小孩两岁以后，常送来各种生肖灯笼，比如兔年会送兔儿灯笼，那种点了蜡烛，可以在地上拉着行走的兔子灯。送灯，是孩子们过年最期待的一件事情，会盼望着外婆和舅舅早些送来。从初六到十五的晚上，就是孩子们的节日。村子里到处都是打着灯笼的孩子们，他们尽情展示自己的灯笼，真是各具姿态。那是非常美好的新年风景。有些外婆还没有送灯来的孩子，就会非常着急。到了正月十五，孩子们会集体出动，打着灯笼游行和嬉闹。甚至还有“碰灯”一说，就是在这天晚上，要将灯笼碰烧掉，那才算是圆满。

　　娄子匡写了西安的新年风俗八条，但实际上还有不少的漏记。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上坟”这个特别的新年风俗。周作人多次写故乡绍兴清明上坟的风俗，而在我的故乡，春节上坟才是最为隆重的。因为在故乡人看来，人之死去，只是远行和换了一个地方，春节这样隆重的节日，就是要将先辈人请回来，故而才有了春节上坟这一习俗。一般是腊月三十晚上，全家男性集体到先辈的坟地，点蜡、烧纸钱、放爆竹，然后口中念叨着“回家过年啦”这样的话，表示把先辈人接回家中。在家中摆放祭台和供品，整个春节期间，每次吃饭前，要先点香烛三支，然后将做好的饭菜盛上一份，表示一同过年的意思。这样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日。十五日的晚上，又去上坟，同样是点蜡、放爆竹、烧纸钱，但会多一个内容，就是在坟头上放置一个灯笼，点亮灯笼后，整个坟地都是灯火闪烁，被送回去的先辈也不会感到寂寞。这样的仪式，往往是老少男性前往，且并不悲伤，反而是有一些热闹。或许正是这种新年的风俗，在过去的老辈人的观念中，死亡并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每年都会被后人迎接回去相聚。这样的风俗，至今还在关中地区延续。

　　我在外游历也快三十年了，但看娄子匡描述的故乡新年风俗，还是那么亲切，勾起了儿时的点滴记忆。由此来想，这些新年风俗，是顾颉刚所说的农闲时的精神慰藉，也是周作人所谈论的文化仪式，启示人们承前启后，给日复一日的庸常岁月带来一些有趣的调剂。更重要的是，这种特别的风俗，往往形成一地的习惯和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但颇为遗憾的是，这些传统的习俗正在逐渐消亡，而更为关键的是，随着不同地域的人的迁徙和杂处，风俗因为脱离了土壤而渐趋淡化，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娄子匡在修订版的序言中写道，1960年，他到德国参加东方学会，会晤了老朋友芬德生博士（Dr.Findeisen），并在老友的书房中看到了这本《新年风俗志》，他说自己翻阅良久，觉得自己过去的努力，还留鸿爪在异邦，心里特别欣快。这种欣快，与我在异地看到故乡的风俗，心情也是相同的。而作为绍兴人的娄子匡，晚年在台湾增订这册《新年风俗志》，其心间的文化乡愁，想来是远比我要复杂许多的。（朱航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