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 伟 白昕桐

　　我国的刑侦题材剧由来已久，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代表作，从《便衣警察》《九一八大案纪实》《西部警察》，到《重案六组》《刑警本色》《征服》《黑洞》，再到《湄公河大案》《白夜追凶》《破冰行动》《无证之罪》等，不一而足。近年，不仅刑侦题材仍是剧集的收视增长点，而且有些现实题材大剧，如《漫长的季节》《狂飙》《南来北往》等，通过对刑侦元素和线索的运用也收到了绝佳效果。

　　岁末年初，《我是刑警》《真心英雄》《漂白》《风中的火焰》等的接连播出，让刑侦题材再次成为值得关注的行业现象。与以往同类作品相比，近期的一些刑侦剧在弘扬公平正义价值观、树立警察职业光辉形象、运用强情节叙事等核心要素不变的情况下，艺术表达上既有回归，也有拓新。

　　一是故事的世俗化。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紧张刺激的刑侦故事，在紧接地气的市井巷陌中徐徐展开，不但能产生张弛相间的艺术效果，也能把探案剧所先天具有的传奇色彩融入平民化的叙述底板中，为强戏剧性的作品平添真实感。比如在《我是刑警》里，秦川既是一名履职尽责的警察，也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父亲、丈夫；《风中的火焰》里，褚志强就是一个到了退休年纪还想继续查案的矿区老刑警。职业使命和烟火气息交织在一起，赋予人物更浓郁的人情味。这些对于人情人性的写照和世俗底色的渲染，不但有对早年某些刑侦剧艺术风格的回归，更有近些年新的审美趋向下的迭代拓新。但一直以来的刑侦剧创作都存在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对于犯罪者所谓的人性维度及原生家庭的过度深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作品的纵深感和可看性，却无形中向犯罪行为投以了不该有的怜悯和同情，导致人性逻辑遮蔽是非标尺、反面人物喧宾夺主。如何在正向价值观与人性深度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刑侦剧创作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二是风格的纪实化。近期的刑侦剧，很多通过现实生活的毛边感与粗粝质朴的画风，使整体影像视觉风格呈现出强烈的纪实味道，这样的匠心营设无疑大大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而强烈的地域标识，是通向这种纪实感和代入感的直观符号。无论《我是刑警》《漂白》以东北、还是《风中的火焰》以西北为故事背景，都通过独特的地貌和方言等强化了作品的写实效果。这在拉近与观众心理距离的同时，也大幅增强了故事的可信度。当然，在纪实化表达中也需把控好再现和表现的尺度，把握好真实感与艺术性之间的微妙张力。《我是刑警》便是一例，其尽管力求对于生活本身的高还原度，但时而通过巧妙的镜头语言与光线运用，也展现出内蕴丰富的画面感和恰适的节奏感，赋予作品更加圆融有度的审美价值。

　　三是背景的年代化。最近几年的刑侦剧还有一个共性特征，很多选取了上世纪90年代到世纪之交这段区间作为时间背景，这种年代化的设定让作品在浓浓的怀旧情绪中加深了与特定观众群体的情感共鸣。其通过精准还原那个时代的服饰、场景、语言风格与社会氛围，利用怀旧情结的蔓延与集体记忆的唤醒，有效延伸了剧集的情感触达面。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相比直接呈现当代社会的种种复杂问题，此举既减少了对当下社会的直接指涉，降低了相应的敏感度和争议性，又为创作者提供了更大的表现空间和更多的叙事可能。例如，世纪之交前后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变革，为刑侦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土壤与故事基因，使作品不仅能够更富深度地反映现实问题、弘扬公平正义，还能折射时代更迭中的社会变迁与人性挣扎。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年代叙事也要避免“为了怀旧而怀旧”，把“年代”过度符号化、标签化必会削弱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在还原的基础上挖掘和彰显跨越时空的世道人心，注重历史与当下的精神对话，回应现代观众的心灵之问，应是刑侦剧创作的着力点之一。

　　四是类型的破界化。近年的刑侦剧正在走出之前较为单一的叙事范式，融合多种类型元素与表现方式，不断扩大题材的表现力和作品的传播度，进而最大程度提升该题材的社会价值。《真心英雄》便是以八组英模人物和集体的真实故事为原型进行改编的单元剧，在令人耳目一新的短篇叙事中，几位刑侦英雄的形象跃然荧屏。此外，多样化的风格和元素也使刑侦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警匪对抗模式，剧中常常关注的家庭社会议题，以及对深层社会文化心理的思考，颇有“功夫在诗外”的效果，《我是刑警》《风中的火焰》等莫不如是。也正缘于此，以刑侦叙事为主线的《漫长的季节》《狂飙》等，才成为破圈的“爆款”。需要警惕的是，类型融合的过程中尤须保证价值观的正向与统一，避免为迎合大众趣味而模糊刑侦剧的价值立意。破界不仅是题材的创新、类型的融合，更需要在刑侦故事的编创中找到观众口味的最大公约数，探索更具时代感与全民性的表现手法，不断焕发出刑侦题材独特而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作者闫伟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辑部主任，白昕桐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